报告称流通业税赋重于地产金融

　　中国商业联合会最新调查显示，商贸流通服务业企业不合理的税费负担沉重，导致流通成本难以降低，经商能力难以提高。

　　近几年来，外部因素导致的流通成本上升似乎难以遏制。以店铺租金为例，十年前一般要求每年租金递增5%，租期5-8 年；而现在普遍要求租金年递增8%-10%，租期也缩短了，有的出租方看到社会租金猛涨，宁可违约受罚也要收回商铺使用权，转租出价更高者。这也是商业自建物业的一个原因。但毕竟自建商铺一次性投入巨大，在投资回收期内可能加重流通企业的成本。

　　除此之外，人工费用上升也很快。近些年批发零售和餐饮业平均人工成本普遍提高二、三成，最低的也提高了10%以上。随着刷卡消费日益普及，城市商业营业额中刷卡消费比重每年都在迅速增加，其中大型百货店已达70%-80%，但中国银联并未降低收取的刷卡费率，遂使商家此类财务费用迅速上升。

　　此外，另有两类体制性成本，不仅企业只能被迫接受，而且对流通成本居高不下也起着更加关键的作用。一是税收制度不合理，导致商业服务业税负偏重。1994年税制改革后，我国批发业名义税负大约上升了45%，零售业税收负担实际上也有所加重，而生活服务业营业税率从3%上调至5%，税负增加66%。

　　根据商务部2007年的一份报告，我国内贸行业（批发零售和餐饮业等）总体税负水平为26.4%，分别比房地产、金融保险、信息通讯业高出4.6、5.8 和13.6个百分点。几年前内贸行业的增加值占GDP比重不足10%，但缴纳的税收却占国家总税入的18%上下。

　　全国政协委员、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指出，我国对服务业（包括商业服务业）一直存在重复征税、出口不退税和增值税重复征收问题；上海从2000年以来营业税率平均高于10%，北京从1999年到2004年实际营业税率均高达16%。

　　以上论据足以得出商业服务业税负偏重的结论，十分不利于民生“窗口”行业的可持续发展；而微利的商贸流通业的税负竟然重于房地产、金融保险等高利行业，只能解释为税制设计缺乏合理性和公平性。运输通道政策选择过度商业化，也致使物流成本难以降低。

　　2010 年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署名文章披露：申请广州到北京的一个车皮，除去正常运费，还要额外再支付5，000 元到50，000 元不等的费用；而如果使用卡车走高速公路，除沿途过路费需1，400元，也需要付出7，000元额外费用。

　　同年中国《证券日报》曝光了2009 年三大暴利行业，路桥收费业竟然名列榜首，金融保险业位居次席，房地产业只能敬陪末座；在沪深两市共15 家路桥收费业上市公司中，除一家业绩不佳外，其余14 家平均毛利率为64.2%，净利润率高达36.6%，几乎是中国零售业平均利润率的十几倍。大约10年以前，国内社会物流成本占GDP 的比重约为20%，前年和去年均为18.1%。

　　专家认为，用如此之久的时间取得如此微薄的降幅，与国内物流现代化的进步程度很不相称，却同体制落后产生的额外成本直接相关。试想那些运输中名目繁多的规费，再加上不开票的“灰色”收费统统摊入流通费用，物流成本怎能不高，降低物流成本占GDP 的比重又焉能不慢？体制落后足以抵消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益增进。

　　值得检讨的还有许多公路的“去公益化”，使其蜕变成为纯粹的商业赚钱工具，以至于全世界四分之三的收费公路集中在中国。至于把公路拿去上市并变成“路桥收费业”，这样修建起来的公路必然追求利润最大化，从而加大社会的物流成本，还会使公路永远无法回归公共物品的定位。

　　 （摘自《中国商品流通战略问题研讨会专题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