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帮的情义观：不会因为钱财伤了和气

　　策划 天下工作室

　　文 本刊记者 王雨佳 崔玲 修思禹 裴瑜

　　编辑 张军 出处|《英才》杂志2012年4月刊

　　自古知音难觅。

　　其实，并不是朋友不好找，不好找的是真朋友。

　　或者如俞伯牙、钟子期般心心相印，或者如桃园三结义的刘关张般肝胆相照，或者如李白与汪伦之间深及桃花潭水的友谊，在中国的历史上，“朋友”这个词的重要，堪与“国家”相提并论。“忠”、“义”二字就分别是对待这两者态度的重要标准。很多时候，要想成全“朋友”间的义气，需要具备超越家庭、超越社会、超越自我的勇气。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社会的冷漠程度与日俱增，朋友的概念与标准也发生了改变，其条件之低已经接近没有底线，狐朋狗友，酒肉朋友比比皆是。如果真是这样，朋友与常人还有区别吗？那些过去赞美朋友的词句，今后又将献给谁呢？

　　更可怕的是，在价值观单一的现代社会中，“朋友”这一概念被强行贴上了利益的标签，往来天下，被人加以利用。

　　真心不再有。朋友这个词是否还能保持其自身的含义？因此，探究现代社会中的“朋友”定义，就显得十分必要。

　　究竟，什么样的人能够成为中国企业家们心目中理想的朋友？

　　商业社会之中，还存在着哪些关于朋友的故事和情感？

　　乐意为你承担

　　口述|庞大集团董事长庞庆华

　　在过往的50多年人生岁月里，我内心的价值取向始终与旁人不同。在有些人看来，朋友最重要的是兴趣契合，即在对方面前，彼此可以展现不受拘束的一面，如吟诗作对、旅游、滑雪，更有甚者，可以喝酒、赌博……而我的观点不同。也许是没有什么兴趣爱好的原因，在朋友这件事上，我始终抱定一个信念：有了事业，男人才有成就，别人才把你当人。而受人瞩目之后，你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朋友。

　　我的人生经历就勾画出了我的朋友圈子：我最志同道合的朋友，就是手下的弟兄们，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当我最困难的时候，他们对我不离不弃。我们的利益始终紧密联系在一起。

　　1992年的某一天，林业部的干部张志虎打电话给我：“老庞，你要不要斯柯达？”当时，我的冀东机电公司跟现在的规模没法比，办公室小黑板上的年度目标也仅仅是力争一年完成“三个五”——销售5000辆车，达到5亿元销售额，实现500万元利润。因为见识尚浅，我顺嘴回了一句：“斯柯达是什么玩意？”张志虎说，斯柯达是轿车。原来，捷克斯洛伐克将一批斯柯达轿车以很低的价格卖给了朝鲜。随即，朝鲜要把这批车卖给中国，换一笔外汇。

　　在当时的中国，民营企业能染指这样的进口轿车业务，机会非常宝贵。于是，当天晚上，我就从河北滦县赶赴北京林业部。我还清晰地记得文件上写得很清楚：斯柯达轿车，长车价格9.2万元，短车9万元。我二话没说就表示，这批车都要了。张志虎也很痛快，让我立即签合同、交定金，之后随他一起去延吉办手续。

　　交钱之前，虽然嘴上说的豪爽，但是我的心里其实很担心。我很清楚，这次的交易对象是政府，且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交了定金后我是看不见车的。一切要等各种手续的正常履行。一旦中间某个环节出现问题，车不能顺利进口，我都不知道找谁要钱去。

　　当时，我对身边的一个弟兄说，“如果这个钱真的瞎了，咱们都回不了家。整个滦县的老乡不得把咱们杀了？几百万不是一个小数啊。”可是，那个弟兄的话让我记忆终身。他说：“我知道你想做这笔生意，我也知道这笔生意可能会一败涂地。放心，万一出事，是杀是剐，我跟着你。”

　　在这句共生死、共存亡的誓言后，我安心地把钱交了。当然，后来轿车顺利进关，一辆长车的纯利达到4万多元，短车也有2万元。

　　仅仅在生活中有交集的人，我个人认为不能算朋友。有的人请我吃饭、喝酒，第一次见面也马上能称兄道弟，表现得很亲热……这些最多算熟人。朋友，一定是在实践中证明能够合作的人。他乐意为你承担、为你付出，在事业上，这种人才能真正闪光。

　　说起最近的萨博收购案，很多人不了解，认为庞大的收购失败了。其实，4500万欧元对庞大不算什么，最坏的情况也可以视其为广告费。但对于公司来说，确实是损失了一笔钱。我曾好几次在董事会上提出，愿意自己出钱赔偿。但是，几次都没有通过。董事会的弟兄们说：如果真要出钱，应该大家一起出。这就是承担，这就是付出。这才是朋友间该做的事。

　　收购萨博中，在北京总部谈判的那一次，整整两天两夜，我的整个团队，包括公司技术人员、服务人员，一共30多人，都没有合过眼。还记得审计部一位60多岁的老员工，凌晨起床，发现办公室所有的灯都亮着，以为进来贼了。检查时才发现，大家都在工作。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大家的目的都是为了公司更好，而不是要拆台，如果这样的团队不能做我的朋友，还有什么人可以呢？

　　(采访|本刊记者 王雨佳)

　　分清“利”“义”

　　口述|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兼总裁俞敏洪

　　有些人可以没有朋友，但是对我而言，朋友占据了我生命的三分之二，某种程度上比家人还重要。

　　新东方能发展到今天，更离不开朋友徐小平、王强的参与。我以前也曾设想，如果当初他们不回国与我共同创业，新东方绝对做不到今天的规模。

　　其实，我的创业期，并没有太多“悲情”因素，几个好兄弟在一起，颇有梁山好汉“聚义堂”的豪迈之气。白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到了晚上，随便找个大排档，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条件虽说艰苦，但大家干劲十足。

　　我这个人并没有特别“突出”的能力，但有一个长处，就是能将一些对彼此能力“不服”的朋友凝聚在一起。我会设身处地的为朋友考虑，尽量多的给朋友争取利益。当时，为了迎接出国归来的徐小平，我“撵走”了做移民项目的加拿大老外，让徐小平掌管移民公司。王强回来后，我让夫人“撤出”财务、行政、后勤领域，为朋友腾出了空间。

　　一直以来，徐小平在工作中的敏锐和勤奋，都让我自愧不如。还记得，雅思考试当时尚未在中国出现，徐小平就预测到这将是未来的一个大市场，并逻辑缜密的给我分析。果然，之后在这块市场的开拓和培育中，他贡献颇丰。

　　我与徐小平一直志气相投，境界相似，这种感情，让我俩之间从来没有上下级的意识。但是在新东方公司化的过程中，大家需要根据层级确定各自的股权。因为利益无法分清，结果导致大家摩擦不断。2001年，王强和徐小平宣布辞职，外界评价“新东方的三驾马车，走了两驾”。当时，我真的有点儿手足无措。

　　屋漏偏逢连夜雨。同一年，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TS)和新东方闹起了版权纠纷。ETS声称：“1999年10月-2000年9月，中国内地考生G R E成绩升高是由于考试‘舞弊’，直接原因是中国考生使用了GRE历年的真题备试，而未经ETS授权。”新东方一时成为关注的焦点。

　　令我欣慰的是，内忧外患之时，朋友们并没有落井下石，徐小平和王强这时把利益纠纷放到一边，回到我的身边，共同与ETS打起了官司。这时的我，对朋友有了新的理解。好朋友的关系应该像夫妻。夫妻之间肯定会因为各种事情而产生摩擦，但是，一旦有外人介入家庭事务，夫妻肯定会“一致对外”。

　　不断地“摩擦”和“冲突”，不仅没有疏远朋友情谊，反而让我与徐小平、王强的友情更加牢固，并有所升温。这时我才渐渐明白，朋友一定是要建立在分清“利”、“义”的基础上，如果这两个分不清，不仅没了利益，更加会失去友情。诉讼尘埃落定之后，我和徐小平开始坐下，确定新的薪酬体系，提高财务预算，避免了新东方因为内讧而走向衰落，我对徐小平和王强的深明大义，至今心存感激。所以，我现在不会因为钱财伤了和气。“利”、“义”分清，是非常重要的。

　　(采访|本刊记者 崔玲)

　　验证过的真感情

　　口述|大自然保护协会TNC北亚区总干事长张醒生

　　凌晨一点，风雪交加，夜黑如墨。一队从北京出发赶赴藏羚羊保护区的队伍，终于抵达了可可西里沱沱河边一个简陋的招待所。

　　室外暴雨如注，室内冷若冰窖，疲惫根本无法驱走周身的寒意和高原反应。有6个中年男人，挤在一间房内，冻得睡不着，只好围着被子聊天。6个人都是事业小有所成、在生活中常以不服输精神示人的大男人，但在这一晚，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地卸下了伪装，毫无防范地向他人敞开了心扉，聊出了许多曾经不想为人所知的秘密，甚至是藏在心底最柔软的情感，直到东方渐白。

　　这个场景发生在2001年7月。6个当事人分别是当时还在爱立信工作的我、做小网通工作的田溯宁、华谊兄弟的王中军、美通无线的王维嘉和新华信咨询公司(现为正略钧策公司)的赵民、以及尚在《经济观察报》任职的张忠。

　　这次出行，源于爱立信发起的藏羚羊保护活动。本来，这项公益活动第一年是爱立信独立运作，第二年，一些企业家和媒体朋友参与了进来，一起前往可可西里考察。当时青藏铁路还没开通，路途辛劳可想而知。虽然同行有30多人，但一路上，我们6人的关系最密切。

　　当时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难以排解的烦恼与压力，特别是田溯宁。

　　那段时间，正值中国电信行业改革最尖锐的时期，田溯宁一手创办的企业，正面临并入国有体制的局面。合并、分拆、组合，机会、挑战、矛盾……一系列棘手的问题让他难以适从。他开始大把地掉头发，心力交瘁、疲惫不堪。一路上，我们每人都在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劝他不要压力那么大，要保重身体。但后来我发现，田溯宁反而成了此行最放松的一个。他会仰望着如洗的蓝天，随口吟诵即兴创作的诗歌；他会看着奔跑的高原精灵——藏羚羊，大声歌唱；偶尔，他还会像快乐的孩子，从5400多米海拔的山上，张开双臂，学着老鹰下落的姿势一路“飞”下去。

　　印象深刻的还有捡回一条命的王中军。他因高原反应送医院抢救并失去意识，差点长眠在青藏高原。我们几个人或背或抱或抬，把他送上飞机。一路上，王中军必须时刻配用氧气瓶，可是飞机起飞时，按要求是不能用的。为了救他，我们苦苦向机长求情，最后机长被几个大男人的真情感动，破例允许使用。起飞后，大家又在机舱里轮流为他举着氧气瓶，直到飞机落地。

　　我一直没有问过王中军，这件事对他有没有影响，有多大影响？我只知道，那个今天活跃在企业界与娱乐界的大腕，不管怎样，在我们面前都还是当年那个共同经历生死的哥儿们。

　　有人说，旅行是了解一个人最好的方式。我们6个大男人就是在美丽、神秘、自然条件恶劣、生活环境艰苦的可可西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至今，6人聚在一起时，仍会拿某人那一晚说过的话调侃。虽然那一次深聊已是11年前的事，但是那一次朝夕相处7天产生的感情完全可以经受11年光阴的考验。

　　11年来，岁月不仅在我们的身体上留下了印迹，也改变了一些曾经的想法与个性。有的人已经更换了身份，有的人还坚守在当初创立的产业，但彼此间的珍贵友情却丝毫没有改变。偶尔，我有过不去的心结或想不开的事，首先浮现在脑海中的倾诉对像，一定还是11年前在那家小招待所里，一起围着被子海阔天空聊天的人。

　　这份友谊不仅是心灵上的共通，也经受住了利益与信任的考验。有一次，一个朋友的企业资金周转不开，向另一个朋友求助，后者没有任何质疑，也没有留任何凭证，就直接打款。

　　女人很容易找到一个或者几个闺蜜，男人就不一样。男人会有不同的朋友圈子，但男人的情感必须是要在一起共事，经过验证的，才是真感情。嘴里被称为朋友的人，不一定就是真的朋友，真的朋友也不一定就能成为好朋友。男人间能称为知音的人，一定是在最艰难的时候，挺身给你支持和力量的人。

　　(采访|本刊记者 修思禹)

　　让生命完整

　　口述|蓝山中国资本创始合伙人唐越

　　当我们考量哪个地方更适合居住，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朋友。虽然总有人抱怨国内空气不好，食物不安全，但为什么很多人还是愿意生活在这个地方，很大原因就是我们的朋友圈在这里。国外的生活条件固然好，但没有朋友，生活就会存在非常大的缺憾。

　　虽然朋友可以提供给我很多帮助，但是从我个人角度讲，我和朋友之间，基本没有事业或工作上的往来。在我的概念中，朋友一定是那些志趣相投，值得交往，愿意花时间和他在一起的人。现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节奏都很紧张，根本不必勉强自己与那些不愿意在他身上多花时间的人在一起，即使这个人可能会给你的工作、事业带来一定帮助。换个角度说，假如你的事业是要依靠这样一种因素才能够建立，那么，你的事业也不会太成功。西方有一句谚语：“life istoo short(生命太短暂了)”，意思就是不应该勉强自己和你不愿意花时间在一起的人浪费光阴。

　　真正的友情需要时间历练。表面上看，我的朋友圈很杂，有企业圈的，有娱乐圈的，更多则是长江商学院C E O班或企业家俱乐部等活动认识的人。但其实，说到非常好的朋友，我也就有十个左右。这种朋友都是交往了5-10年，我有任何事情，他们都会第一时间来到我的身边。

　　比如，王菲、李亚鹏夫妇就是一对我很好的朋友。以我的认识，他们是非常朴素、普通的一对夫妻。只不过，王菲的性格比较怪，也正因此外界不了解她，认为她孤傲。其实从本质上讲，王菲是一个害羞的人，把她放到公众场合，她会手足无措、不知道如何说话。所以，有人质疑王菲在演唱会上不怎么讲话，其实，她是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只能以歌代话。

　　一直以来，媒体对他们夫妻的报道很多。说实话，其中大多是不敬不实的。从一个朋友的角度出发，我最佩服王菲的一点就是，她是一个拥有独立人格的人。独立人格，在现代社会并不是很容易做到。我也认识其他一些娱乐圈的人。有些人每天不是陪领导吃饭，就是跟企业家应酬，而王菲从来不参加任何一个这样的活动。她就是随性地表演，随性地唱歌。从某种程度上说，她对自己唱歌事业的成功与否并不是那么在乎，她爱的只是唱歌本身，真的有点儿不食人间烟火。我认为，独立人格是今天这个社会极为缺乏的东西。因为今天的社会，有太多时候是通过权力、财富来衡量一个人的成败与尊卑。

　　其次，我很少见到像王菲这样意志力如此坚强的人。十多年前她开始选择信佛，从最初的简单吃素，到后来的不喝酒，再到只要许愿不做某件事，就一定可以守住这个誓言。而作为一个母亲，为了治好李嫣的病，她携女儿远渡重洋赴美就医，挥别如日中天的事业。之后还成立了嫣然天使基金去救助那些和女儿一样不幸的孩子。我想，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母亲对孩子的爱，将其视为人格魅力应该不为过。

　　其实，成立基金会看似简单，事实上要把这些钱通过一个合适的渠道，送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手里，是一件无比繁琐的事，夫妇两人不得不耗费大量时间四处奔走，但他们始终坚持得很好。甚至在国外陪女儿治病时，即使辛苦了一天，她也会给基金会打电话，了解各项捐助的进展，询问及审批每一笔资金……

　　在我看来，朋友是用来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的。当一个人真正处于困难和逆境的时候，你会期望得到外界的帮助，但真正帮助你渡过逆境的，是你个人精神意志和心智上的坚持。所以，朋友是为使你的生活更精彩，而非解救你逃出悲惨生活而存在的。

　　交友是一种精神慰藉、社交需求，因为朋友使我们自身完整。从这个角度讲，假如没有朋友，那我们自身在这个社会中的价值也是不完整的。

　　(采访|本刊记者 裴瑜)

　　拥有五老

　　口述|嘉御基金董事长兼创始人卫哲

　　闲暇时光，我会畅想自己人生将达到的最高境界——拥有五个“老”：老婆、老本儿、老窝、当个老师、有群老友。五“老”中，朋友于我是非常重要的。老婆，有一个就够，老窝和老本儿只要满足需求就好，唯有老友，讲求多多益善。

　　结交朋友，不应该有身份、地位、财富的区别，唯一的标准，应该是拥有相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现在是和平年代，很少会出现生死相酬的朋友，所以三教九流，只要有契合的价值观，都可以成为朋友。

　　我所崇尚的友情，要像涓涓溪流一般，经历时间的洗礼才慢慢汇聚成汪洋。这大概与我比较温吞的性格有关。我与马云的交往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

　　友情与爱情不一样，是逐渐积累而非热情炽烈的。所以，第一次见到马云，我只是被他对于互联网的认识所吸引。那是在2000年1月，我和马云共同受到哈佛商学院的邀请，去给学生讲课，那是我与马云第一次见面。讲台上的马云亲切又不失风趣：“一直以来，我都在申请成为哈佛的学生，无奈一直未能成行，造成的结果就是，现在我在台上演讲，而你们只能在台下听。”他演讲的精彩程度让我诧异，每隔一两分钟，听众就会报以热烈掌声。更令我记忆深刻的是，马云现场对电子商务蓝图的描绘。当时，马云满口的新名词、新概念让我如坠云雾，心中只是想着：一个人怎么可能知道这么多领先潮流的概念。

　　我觉得马云最为可贵的优点，在于他能够将许多非常优秀的人团结在一起。他从来不靠小恩小惠打动他人。他会非常“慷慨”的将自己的财富和时间与朋友分享。能真心做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这一点，从马云的“花名”中就可以看出一点端倪。

　　在阿里巴巴，“侠客”文化非常盛行，其杭州总部被称为“光明顶”。马云非常喜欢金庸小说里的人物，便号召全公司的人以小说人物为基础给自己取“花名”。他自称“风清扬”，其寓意为武功盖世却隐居世外，且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义薄云天。

　　仔细想来，能和马云成为好友，首先是因为他是一个很注重长远战略的人，不会为短期效益蒙蔽。那时的马云很红，很多人围着他，想合作。面对这些，马云理智而冷静，对自己的人生有非常清醒的判断。

　　相识十余载，我在马云身上学到了很多，其中许多东西都被我运用到现在的事业中。例如，在阿里巴巴时，马云侧重战略，我侧重执行；但在新公司，我的职业位置发生了转换，开始侧重战略，另一位合伙人则偏重执行。在这一点上，几年合作中马云潜移默化带给我的影响，让我受益匪浅。再例如，我以前都是加入其他公司，公司的文化是既有的，我需要做的只是适应和改善公司的文化。而当我成为一个公司的创始人，我深感企业文化的重要。于是公司成立之初，我就着手企业文化的思考与实践，更延续阿里巴巴的“新商业文明”为我用。

　　前段时间，我刚给自己过完了41岁生日。生日会上，我邀请了自己每个阶段的1-2位朋友：从中学到大学，从万国证券到普华永道，从东方证券到百安居，再从阿里巴巴到现在嘉御基金。老朋友齐聚一堂，酸甜苦辣涌上心头，让人感慨万千。在我工作的头15年，非常避讳和事业中的伙伴成为朋友，认为这会影响对工作的判断。万国证券、普华永道、百安居的同事，都是在我离开之后与我成为了朋友。但是，从阿里巴巴开始，同事和朋友之间的界限在我的概念中开始慢慢模糊。我唯一要注意的是，要公私分明，不让朋友和事业互相干扰。

　　(采访|本刊记者崔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