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改增疾行 减税发力稳增长

　　刘晓午

　　上海试点出现的“部分行业税负反增”现象或成后续试点地区难题

　　6月11日，财政部、国税总局已原则同意安徽省“营改增”试点将于10月1日起正式运行。与天津、重庆、厦门等十个省市共同申报“营改增”试点的安徽省率先突围。

　　目前安徽省国税局已向省内各国税、地税机关发布《关于开展交通运输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工作的通知》，并制订了《安徽省国家税务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实施方案》等共计13个文件布置“营改增”试点启动准备工作。

　　以“营改增”为契机，在经济下行背景下，减税在稳增长政策中的作用正越来越重要。

　　“营改增”扩围箭在弦上

　　经济下行压力已经开始影响各类产业，而营业税税基恰恰是解决庞大就业人数的第三产业。

　　在正在排队等待批准的其他省市中，北京也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日前，北京市国家税务局网站发布了《关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非试点纳税人纳税申报有关事项的通知》。

　　然而，在没有启动“营改增”申请的一些省份，也并没有忽视这项调整。

　　据悉，成都、泸州的地税局均在开展有关“营改增”前期调研。陕西省国税局和地税局也在近期召集物流企业进行了有关“营改增”的座谈会。据公开报道，在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发展中心近期完成了一份有关“全区实施部分行业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报告。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徐浩然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税制改革一般试点时间较长，比如2008年进行的增值税固定资产进项税额抵扣改革，之前在东北三省试点近两年。又如房产税试点改革，从去年2月28日起，至今也有一年半时间，目前仍然在调研总结过程中。相较之下，但此次的“营改增”试点改革进程则明显要快很多。

　　“这与当前经济环境有关系，面对经济出现的新的变化，前期的政策出现了时滞，需求不振，成本提升，企业过冬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应该尽快推进减负措施，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渡过难关。”他说。

　　刚刚公布的5月经济数据显示，虽然进出口增速回到两位数，但今年1～5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20.1%，创2003年以来新低；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为13.8%，为2006年8月以来新低。5月工业增加值同比涨幅虽反弹至9.6%，但4月份工业增加值增速9.3%已经创下近3年来最低。

　　国务院对最新经济形势定性为“国内经济运行中仍然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特别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这一定调非同寻常。目前一系列刺激政策已经出台，包括加快重大项目审批，对流通领域实施结构性减税，财政补贴汽车下乡和节能家电，放开民间投资门槛等。此外，央行6月7日宣布3年半来首度降息，距离其在4月数据出炉后第3度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尚不足一个月。

　　“稳增长”开始被政府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也成为“营改增”进入快车道的主要推力。由于房地产调控和国外经济环境变化，经济下行压力已经开始影响各类产业，而营业税税基恰恰是解决庞大就业人数的第三产业。

　　上海试点也让管理层看到了甜头。截至今年3月底，上海市共有12.9万户企业经审核确认后纳入了“营改增”改革试点范围。与原实行营业税税制相比，实施“营改增”改革后，今年一季度上海市试点企业和原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整体减轻税收负担超过20亿元。其中试点的小规模纳税人，税率大都由原来的5%降为3%，税负下降幅度超过40%。

　　税改难题待攻坚

　　上海的试点中，减税措施反过来需要财政补贴，这显然不是长久之计。

　　尽管各省争取“营改增”的意愿明显，但在上海试点期间所暴露出的部分行业税负加重，以及未来全国征收方式如何统一等问题，也引发了广泛关注。

　　物流交通行业是此轮税改的重点行业，李山（化名）是上海经营一家交通运输企业主，不过，在他看来，税种变化后，企业税负非但未减轻，反而倒有所加重，李山对记者说，交通运输业从3%的税率提高到11%，允许进项抵扣，但事实上，企业并无太多可以抵扣的项目，相当于税率无形中提高了5个点以上。

　　“试点前企业购置资产的进项税不能抵扣，路桥费约占运输企业成本的20%，由于无法获得增值税发票也同样不能抵扣，能抵扣的项目寥寥无几。”他进一步解释说。北京市地税局局长王晓明也认为，总体上，实施“营改增”后，试点行业总体税负水平会下降，但下降程度会因企业生产经营模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今年第一季度，上海市财税部门根据国家明确的“改革试点行业总体税负不增加或略有下降”的税制改革要求，设立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试点财政扶持资金”，并明确从2012年1月1日起，对因新老税制转换而产生税负有所增加的试点企业，按照“企业据实申请、财政分类扶持、资金及时预拨”的方式，实施过渡性财政扶持政策。

　　截至5月中旬，上海市已对今年一季度累计税负增加3万元，即月平均税负增加1万元以上的试点企业，预拨财政扶持资金近4亿元，有效地平衡了试点企业税负。但部分专家表示，减税措施反过来需要财政补贴，这显然不是长久之计。

　　“营改增”的上海样本给后续试点省市留下一个两难的选择：如果遵循上海模式，那么问题就会大量存在；如果不遵循，那可能出现不同区域、同一行业税收标准差别。

　　“‘营改增’是区域、行业试点，出现同一行业在不同地区做法不同、用不同税率的可能性不大，这不符合增值税的基本原理。”中国社科院财贸所税收研究室主任张斌分析说，“增值税作为一个税种不适于长期试点，应将试点经验比较成熟的行业，尽快在更广的区域范围推开。新的试点地区试点行业需进一步调整，拣选加入新行业。”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则表示，各地试点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时涉及行业多寡等政策不同，会形成“税收洼地”效应，不利于税收公平的原则。国家层面应该推动“营改增”尽快走出上海，覆盖全国更多地域和行业，同时尽量保持各地政策的一致。

　　除了“营改增”本身的尚待成熟的执行机制之外，税收与财政收入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也左右着各省市落实地方性减税的决心。

　　近期有消息称，一些西部省份启动的“营改增”调研中，一个部分即关注减税是否会影响地方财政增收。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全国财政收支状况中，1~5月累计，全国财政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12.7%，增幅同比回落19.3个百分点，其中税收收入增长9.4%，增幅同比回落21.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非税收入的增幅却高达50%以上，引发公众对于非税负担可能增加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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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减收规模或达万亿

　　就在5月经济数据出台之前，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正式定调“稳增长”成为头等调控任务，提出减税负、扩内需和拉投资等三大政策措施：一是减轻企业税负，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二是启动一批事关全局、带动性强的重大项目；三是鼓励民间投资参与铁路、市政、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建设。

　　“从需求来讲，应该说外需、内需都不是很好，这是个明显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工经所所长金碚研究员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说。

　　在他看来，当前中国经济和工业的问题应该更多地来关注供给面——如企业成本上升，企业创新进展不理想，结构调整不理想。原因在于增长比较快的时候，企业往往没有调结构的动力。

　　“稳定增长，需求增长和供给增长要有一个合理的科学的安排，只是需求拉动，就会重复以前的老路子，粗放发展，引发通胀。”金碚研究员建议，应该从供给层面上多做政策文章，如普惠性的全面减免企业税收，以减轻企业负担。

　　今年4月底国务院要求，进一步落实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发展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

　　国家税务总局近期也发出通知，对现行税收政策规定中涉及民间投资的六大类33项优惠政策进行了明确，要求各级税务机关采取有效措施，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对记者分析，从当前情况看，中国完全有能力实现全面减税，一年减税空间至少有5000亿元。

　　1998年以来，中国税收收入基本上保持快速增长。2011年，中国税收总收入为89720.31亿元，同比增长22.6%。2010年全国税收收入为73202亿元，同比增长23%。

　　以营业税改增值税为例，如果在全国推开，全国税收净减收大概超过1000亿元。

　　杨志勇同时提出了一揽子减税建议，消费税税目税率的调整有较大空间，增值税税率也有下调空间，也有下调的必要，同时中国企业所得税25%的比例税率也有必要适当下调，个人所得税还有减税空间，最后，一些具有相似功能的税种如车辆购置税、消费税（燃油部分）、车船税等可以考虑合并，并降低税负。

　　“减税如果能与减费、减少基金收入等措施结合在一起，那么政府减收规模一年就有可能达到1万亿元。”杨志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