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收了三五斗

　　刘永

　　6月28日，大雨滂沱，安徽省芜湖县陶辛镇石桥中心村。

　　农民俞云华背靠在门口，点燃一支烟，边等着家人做好晚饭，边看着大珠小珠般的雨滴砸落在门前的杂草上。从万年前出现农耕生存方式起，天气似乎都在左右着农民的命运，至少是庄稼的收成。今年最新的例证是：病虫害在4月份大面积出现在安徽境内。

　　从小麦大面积死亡开始，坏年景的征兆已经降临——和许多农民一样，俞云华意识到这点，却无法避免减产的厄运。中国的病虫害防控体系根本不足以帮助他转危为安。

　　赤霉病之殇

　　原本黄澄澄的小麦地变成了红色的海洋，这是由于小麦麦穗发生霉变在颜色上的显现。小麦麦穗开始死亡，而下边麦秆则还在继续生长。

　　“还是不说吧，说出来你会当成个笑话。”俞云华提及夏粮产量时，嘴角撇起一股自嘲的微笑。他一亩地才收入400斤，而去年他一亩地的收成在1000斤以上。

　　在去年10月份，村干部推介小麦种子时，俞云华购买了一些种下去。到来年春季，小麦长势喜人，原本还预期一个丰收之年。但是过完清明节，一场雨水下来，俞云华的小麦开始死亡。

　　这在陶辛镇政府农业综合服务站工作人员的形容里，是原本黄澄澄的小麦地变成了红色的海洋，这是由于小麦麦穗发生霉变在颜色上的显现。小麦麦穗开始死亡，而下边麦秆则还在继续生长。

　　俞云华问了邻居打什么农药，然后到村里卖农药的村民那里随便买了一种药打到地里，但是他的感觉是“不起什么作用”。

　　与地处安徽那边的芜湖等地相比，阜阳及周边等皖北地区则不仅受到赤霉病的侵害，还有蚜虫的困扰。阜阳等地是全国粮食主产区，《中国经营报》记者走访的多个乡镇的农民都反映小麦大面积减产。

　　虽然政府一再声称，在病虫害爆发时采取了多种措施来处理，但事实上在记者走访的多个村庄，村民更多的是依靠自己的经验来管理天灾带来的影响。

　　俞云华的小麦减产一半还多。由于小麦的质量不好，很多粮贩拒收。最后俞云华以低于市场价一毛的价格卖了出去。而还有一些村民，新收获的霉变小麦找不到门路销售出去，只能堆放在家中。

　　安徽芜湖农村人多外出打工，陶庭友从附近农村承包了200多亩地。在他经验里，包括农药、种子、化肥、机械和人员工资在内，这200多亩地固定投入为5万元，而一般的年景下，也能够收入12万元。

　　但今年，陶庭友收割完晾晒后才发现每亩仅有300斤左右的收成。而在往年，陶庭友每亩地至少收获800斤。但即便是这些小麦，质量也有着很严重的问题。

　　“用手一捏，有的麦子就成粉了。”陶庭友告诉记者，这些小麦根本卖不出去。这无疑让种粮大户无比担忧。最后总算有人上门来收购小麦，陶庭友以每斤0.55元的价格出售，这大抵上相当于市场售价的一半。一笔账算下来，陶庭友亏了5万多元。

　　这些麦子流向了哪里，小麦贩子给陶庭友的答复是卖给了饲料厂。但是也有人提出质疑，至少附近几个乡镇全是这样的赤霉病，如此大体量的霉变小麦，饲料厂怎么可能消化得完？

　　赔本的年景

　　虽然陶辛镇政府农业综合服务站自认为做到了一切该做的，但是村民并未接触到这些东西。所谓的农业技术推广在现实中成了公文空位运转。仅仅做到在网站上公布信息，部门之间沟通病虫害信息，并无法解决农民的真实需求。

　　总结教训时，陶庭友认为种粮食最需要的就是田间管理的知识。但他在选择种子，选择化肥和农药时，更多的是凭借着主观判断。不过缺少农业知识，并不意味着陶庭友就放弃了学习掌握农业科技知识的诉求。

　　在去年，他还曾专门到县农委下边的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去找专家了解一些农业知识。但是那是仅有的一次，也是在他承包地8年来唯一一次与农业部门的人接触。

　　陶庭友说，赤霉病爆发后，从来没有见到过乡镇政府和县农业部门的人到现场指导。但是这却与农业部门的说法相差甚远。

　　陶辛镇政府农业综合服务站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赤霉病出来时，许多农民找到他们反映有病虫害现象后，他们第一时间上报给县农委植保站，“该做的都做了”。

　　这些工作还包括：县农委植保站也将防治方法告诉了各个镇里边，各镇印刷了明白纸，通过村干部发放到每一户手里，但是在记者了解的多个村庄的村民告诉记者，村民们并没有见到有任何人来告诉他们赤霉病防治的事情。

　　阜阳市颍东区正午镇农业综合服务站站长马振民告诉记者，他们站在机构改革时将原本有20多人的农业综合服务站改成了只有5个人的农业综合服务站。这5个人中还有两个人常年请病假，等于全镇上涉及农业的事情都要找他们。“我们有时候都忙不过来。”马振民说。

　　事实上，在乡镇一级政府，包括马振民在内的工作人员还都是至少一个村的包村干部，整体以该村“稳定和谐不闹事”为工作目标，化解村里的计划生育、地边纠纷、治安和谐以及农田水利等各种杂事。

　　像病虫害防治这一块的工作成了捎带着做的事情。马振民承认，工作千头万绪，有时候一些工作便没法深入下去了。

　　芜湖县陶辛镇政府农业综合服务站情况也类似，只有3名工作人员。其中一个主管病虫害防治的同志刚刚退休，新来的一名小伙子对于病虫害防治还不太熟悉，所以很大程度上是将农民反映的关于病虫害的情况上报给县农委。

　　虽然陶辛镇政府农业综合服务站自认为做到了一切该做的，但是村民并未接触到这些东西。所谓的农业技术推广在现实中成了公文空位运转。

　　仅仅做到在网站上公布信息，部门之间沟通病虫害信息，并无法解决农民的真实需求。

　　中国的病虫害防控体系根本不足以帮助他转危为安。

　　种粮的尴尬

　　政府给出各种各样的便民优惠政策，在后边追着希望农民好好种地，但是农民却不愿意种地，这也使得这些政策的功用打了折扣。

　　农民种粮积极性的日益下降也成为病虫害防治不力的重要因素。

　　在阜阳市颍东区多个村庄，许多村民在遇到干旱和蚜虫后的小麦产量相差悬殊，甚至能够达到三倍。一方面跟村民农业技术掌握和应用有关系，更和对种粮积极性直接关联。

　　“有些村民在外边打工，不太重视小麦的田间管理，比如该打药的不打，或者该打三遍药的，他只打一遍药便草草了事。”阜阳颍东区插花镇党委委员吕宽玉告诉记者。

　　但是作为农民也有自己的一本账：现在在外打工每天至少能挣100元，如果回家防治病虫害意味着每天主动放弃100元，加上路费，购买农药的成本，粮食增产的收益未必能够补回来。所以，何必要回家费力呢？

　　“农业现在是个很尴尬的局面，”阜阳市农委调研员唐大礼对记者说，“政府给出各种各样的便民优惠政策，在后边追着希望农民好好种地，但是农民却不愿意种地，这也使得这些政策的功用打了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