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评论员 李铁

　　2011年6月11日，蒙牛乳业公司发布公告称，其创始人牛根生辞任董事会主席一职，保留非执行董事一职，同时委任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为董事会新主席。牛根生将主要投入慈善工作。2009年7月，中粮集团与厚朴投资组建新公司(中粮集团持股70%)入主蒙牛，成为蒙牛第一大股东。

　　中粮这样的央企连牛奶也要涉足，或让很多人吃惊。不过，如果你到某个大超市，留心一下标有中粮字号的商品，可能会收获更大的惊愕。从葡萄酒、黄酒到巧克力和软糖，从茶叶、饮料、保健品、快餐面到火腿肠，央企中粮几乎无处不在，仅仅罐头，就有5个知名品牌属于中粮旗下。

　　这些超市的货品也只是中粮产业的一小部分。2009年，中粮集团便已开始在湖北、江苏等地选址，计划建成1000万头规模的生猪养殖基地。除了吃的喝的，中粮在房地产、酒店、期货、保险，甚至机电、建材、纺织等行业都有涉足。这确实是验证了那本书的名字：《谁人不识宁高宁》。

　　面对这样的巨无霸央企，有人惊叹恍若隔世，我们是不是又回到了粮油生猪统购统销的供销社时代，不然为什么这些快速消费品(FMCG)也要央企来做呢？央企的定位到底是什么？

　　国有企业在世界各国都存在，市场经济并不完全排斥国企，但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对于国企的定位还是取得了相当共识。

　　美国在建国70年之后才有了第一个属于联邦所有的“国企”——19世纪40年代在华盛顿建立的国家博物馆。又过了差不多60年，美国才有了第二个国企，即1904年建立的巴拿马铁路公司。总的来看，美国的国有企业大多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解决特定问题或有特定背景而产生的。美国人对待开办国企极其谨慎，他们奉行一条原则：国企能退出的尽量退出，只有在私人无法做或做不好的领域，不得已才由国家或政府去做。

　　目前，美国的国企主要分布在邮政、军工、电力、铁路客运、空中管制、环境保护、博物馆和公园等不得不依靠政府出面的行业。也就是说，这些国企是专门用来啃硬骨头的，而不是去和私企争肥肉的。它们存在的核心意义，绝不是盈利，不是为政府创收，而是提供公共服务。

　　尽管欧洲的国企比美国的比重高得多，但对国企的定位也差不多，侧重于控制国防工业和经济命脉(如能源、交通运输、邮政、通讯、航空和金融等)，并积极发展公益事业(如供水、供电、环卫和市政等社会服务性的部门)，这些企业的基本任务就是公共服务，很难盈利，不但不是政府的财路，反而多数是政府财政的负担。

　　我们在走过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弯路之后，对于国企改革的走向也一度很明确。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着力于制度创新，建立现代公司制度。后来进一步明确要“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调整的具体目标也变得逐步清晰，从1994－1995年期间提出的“抓大放小”这样一个比较粗线条的划分，发展到了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 “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和四个重点控制的领域。

　　时至今日，当我们看到中粮这样的央企在各种竞争性领域攻城略地，再来重温十几年前的国企改革原则，是否觉得恍若隔世？

　　或许有人说，国企同样可以广泛涉足竞争性领域，企业活力与所有制无关。如果真是如此，那当年的国企改革岂不是多余？经济史反复证明，国企因为背靠政府公权力，如果涉足竞争性领域，一不小心，就破坏了市场的公平与正义，最终损害经济效益。当权力监督缺位的时候，国企最容易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牟利的工具，是腐败的温床。

　　效率低下更是国企的通病。尽管中粮享有很多国家政策的便利，但在它涉足的那些快消品领域，始终没有哪款产品取得了领导地位。依靠政策保底的粮油业务、金融、地产等业务才是中粮的主力利润来源。这样的央企在无处不在地扩张，真的是国民之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