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质量失信黑名单怎样才能救赎质量

　　媒体观点

　　1989年7月，中国农业银行青县支行面对储户推出了“生活基金”储蓄业务，称存入的钱可高息保值。“我当时存了2000元，银行说20年到期后能变成9 万多元。”青县储户骆先生说。然而，当2009年胡先生这笔钱到期后，银行方面却以利息太高、存期太长，不符合央行规定为由，拒不兑现。(1月12日中国网)

　　1 月11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加强质量工作。会议认为，我国质量水平的提高仍然滞后于经济发展。提出完善企业质量档案和产品质量信用信息记录，建立质量失信“黑名单”并向社会公开。(本报昨日报道)

　　近年来，“黑名单”无疑是一个相当火爆流行的一项监管制度。不仅在食品、药品、建筑工程、房地产等众多经济领域被普遍使用，而且在医疗、教育、行政、司法等其他许多社会领域，也得到十分广泛的运用，如我们熟悉的“教育乱收费黑名单”、“行贿黑名单”等等。

　　“黑名单”制度如此无处不在、无微不至，实施效果究竟如何呢？老实说，恐怕并不算十分令人满意乐观，至少，并不如人们事先预想得那样神奇显著———能够一“黑”就灵。那怎样才能让其充分发挥出救赎产品质量作用？

　　在这里，笔者想提出两点建议：

　　其一，“黑名单”制度的建立一定要全面完整。一方面，不仅要建立针对企业的质量失信“黑名单”，同时也要建立针对监管部门乃至地方政府的监管失信“黑名单”；另一方面，“黑名单”不能只由政府行政部门自上而下的包办、独揽，同时也要建立来自民间、第三方独立机构的自下而上的黑名单。

质量诚信建设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企业固然是质量诚信的“第一责任人”，但政府的监管诚信、政务诚信同样至关重要、须臾也不可或缺。这诚如国务院会议指出的：“健全地方政府负总责、监管部门各负其责、企业是第一责任人的质量安全责任体系。”而此前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更是强调：“把诚信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大力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诚信建设。”太多的经验教训早已反复证明，政务诚信的严重阙如、形同虚设，事实上正是许多质量事件酿成、泛滥的源头之一。

　　其二，与“黑名单”相配套的惩罚制度一定要严厉到位。对于不重视质量、频出问题的企业，不能仅止于列入黑名单，而是要坚持对其一“黑”到底、绝不搞“下不为例”。对于企业负责人，要使之真正身败名裂、该追究刑责的绝不含糊；而对当事企业本身，则必须施以真正伤筋动骨的惩罚性赔偿，不惜使之倾家荡产、破产关门。同时，对那些在监管过程中，尸位素餐、丧失职守的监管官员，也必须严厉惩罚追责。不仅避风头式的“几乎100%复出、如同带薪休假”的“免职”游戏，必须彻底改变，而且进一步，以纪律处分代替刑事追责的问责潜规则，也必须坚决废止。因为监管不力、导致质量问题泛滥，监管官员的仕途、政治生命首先就该彻底终止，继而以“玩忽职守”等罪名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