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公款消费不准喝茅台是个伪命题

　　动辄两千多元一瓶的茅台酒已经“变了味”，不再是普通的白酒，老百姓对此议论纷纷、意见很大。价格一路飙升的茅台酒已经超出寻常百姓的承受范围，客观上沦为变相的奢侈品。正在召开的上海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上海市多位人大代表建议公款消费不准喝茅台酒。(《新华网》1月16日)

　　正如人大代表所说，“动辄两千多元一瓶的茅台酒已经‘变了味’，不再是普通的白酒，老百姓对此议论纷纷、意见很大”，并且，从可接受的角度来说，“禁止以财政资金满足个别人群的奢侈欲望，杜绝国币公帑的靡费”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民意需求和社会情绪。但是，回归到问题本身，吊诡之处在于公款消费是一个“可以与否”的命题还是“如何消费”的问题。也就是说，人大代表应该监督公款消费是否正当还是希望公款消费什么。

　　高端白酒在当下既是一种身份和权力的象征，在相当程度上也似乎与平民百姓并无关联。尽管很多时候老百姓不得不付出相应的成本，但是却无法享受茅台的“口味”，正因为如此，茅台酒的价格有时候就成为了腐败与公款吃喝指数的真实写照。所以，多位人大代表建议“公款消费不准喝茅台”，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就笔者的看法，“公款消费不准喝茅台”其实是个伪命题，原因很简单，从逻辑上看，应是先有公款消费是否允许，再有公款消费是否合理的问题。如果说，公款消费茅台不合适，那么，消费其他诸如拉菲之类的高档酒类就是合适的吗？茅台仅仅是公款消费不合理和受到诟病的唯一原因吗？“公款消费不准喝茅台”之所以是伪命题，在于公款消费已经成为潜规则。有些地方和部门，已经把公款消费当成了“特权”，甚至是“能力和水平”的象征，不破除这个潜规则，一切都可能是空谈。

　　由此，面对“公款消费不准喝茅台”，必须跳出“钱穆制度陷阱”。

　　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钱穆在分析中国历史时指出，中国政治制度演绎的传统是，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再制定一个制度来防止它，相沿日久，一天天繁密化，于是有些制度变成了病上加病。越来越繁密的制度积累，往往造成前后矛盾。这样，制度越繁密越容易生歧义，越容易出漏洞，而执行新制度的人往往在分歧争执中敌不过固守旧制度的人，因而越来越失去效率。“公款消费不准喝茅台”的背后就隐藏着“钱穆制度陷阱”，因为这混淆了公款消费是否正当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很可能造成对公款消费实质的遮蔽。我们总不能认为公款消费茅台不合适，消费其他的就应该提倡吧？

　　公款吃喝的“能否消费”和“消费什么”不能混为一谈。“公款消费不准喝茅台”背后的治理陷阱应正视，否则，“公款消费不准喝茅台”意味着我们永远无法跳出治理公款消费的困境。

　　□朱四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