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政府非追求自己利益

　　敌对思维要不得

　　政府是民众为了自由而和平地共处设立的组织，其唯一目的是保护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而非追求自己的利益。政府没有——也不应该有——独立于民众的利益诉求

　　到一处旅游，人们大多期望那里物价不要太离谱，往往担心自己被宰或者被骗。但旅游景区“宰人”之事时有发生，最近大家目光关注的是三亚——一座位于天涯海角的旅游城市。

　　其实，在一个市场经济社会里，旅游景地是否“宰人”不能只看价格高低，还得看看是否明码标价，是否反映了当地的供需关系，是否存在某种胁迫因素等，不能仅仅因为价格高昂就说商家“宰人”。如果是双方自愿同意的交易，无论价格多高，都不能认为卖方“宰人”。那些自愿购买奢侈品的顾客，很少认为商家宰欺。

　　但在一些旅游景区，的确存在形形色色的“宰人”现象。比如，游客问问某种商品的价格，或者摸一下，就被“要求”买下，甚至受到人身威胁，人生地不熟的游客，为了避免招惹麻烦，只能乖乖掏钱。在一些饭店里，有些菜品只有“时令”或者“季节性”的描述，没有价格，顾客吃完才知道吃的是“天价菜”，若敢讨价还价或者据理力争，又有人身威胁伺候。

　　在海南致力于打造“国际旅游岛”的背景下，三亚确实需要防止不适当的“宰人”现象，让诚实不欺成为自己的招牌。但此次宰人事件尽管让人们对三亚有些看法，真正让人们郁闷、失望乃至愤怒的，却是三亚的官方回应。

　　三亚市政府新闻办先是在微博(http://weibo.com)上回应称“决不容忍欺客宰客”，接着又说在春节期间“没有接到一个投诉”，网民围观并质疑后，又转而对“零投诉”的说法道歉。

　　话音未落，当地官员又表示，“对三亚恶意攻击的人，将依法追究责任。”接着，再次道歉，主角换成了海南省副省长、三亚市委书记。道歉当天，当地报纸却仍发表报道，对投诉者咄咄逼人。再一周，三亚官方称，被曝店家确有“欺客宰客”行为，将吊销其执照并处罚款。

　　如是反复，成就龙年春节期间一场热闹非凡的大戏。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公关失败案例，暴露了三亚官方应对危机的种种失策之举。其最受诟病之处，莫过于声称追究恶意攻击者的责任，以及请举报者站出来的“雄文”。

　　这是一种典型的“敌对思维”，它长期存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在“文革”期间曾达到顶峰。这种思维方式的核心在于，把善意提醒或者批评者设想为自己的敌人，看做自己的对立面，将正常的建议、批评或者举报视为恶意攻击，理解为给自己抹黑。

　　这种思维方式既可能发生在平民百姓之间，也可能发生在政府(或者官员)与民众之间。

　　倘若发生在普通人之间，结果往往是人与人之间丧失信任，互相猜忌，互相提防，甚至互相陷害。“文革”期间类似的情形，包括亲人反目比比皆是。

　　而倘若“敌对思维”发生在地方政府与民众之间，结果是政府将民众视为不顾大局的“挖墙脚者”，视为影响自己形象的“小丑”，甚至视为企图搞垮自己的一小撮“阴谋家”。

　　在这种思维方式下，政府对民众失去了信任、耐心和宽容，民众的善意言行变成了“恶意攻击”，久而久之，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对立和对抗便成为常态，甚至导致剧烈的冲突。

　　层出不穷的群体性事件恐怕与这种思维不无关系，本来是些小事，但由于这种思维作祟，结果酿成大事。

　　“敌对思维”，无论对于个人关系，还是对于社会关系都害莫大焉。从根本上讲，政府是民众为了自由而和平地共处设立的组织，其唯一目的是保护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而非追求自己的利益。政府没有——也不应该有——独立于民众的利益诉求。它所做的一切都(应)是保护民众的权利和自由。

　　既然如此，政府不过是为民众服务的“工具”，怎能将民众视为自己的对立面呢？

　　吊诡的是，随着“利维坦”(英国政治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语，用以比喻政府)的诞生，便出现了一个难以克服的悖论：尽管人们设立政府的目的在于保护自己的权利和自由，但一旦设立之后，政府有一种天生的侵犯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倾向，因为它掌控着权力和暴力机器等“危险品”。

　　迄今为止，人类发现解决这个问题最有效的办法仍是，限制政府的权力，即建立一个有限政府，确立宪政与法治。而限制权力的主要办法是分权制衡，包括横向的分权和纵向的分权，让权力制约权力，或者，用麦迪逊的话说：“用野心对抗野心。”

　　这样，政府才能成为为民众服务的工具，而这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包括那些手中掌握着权力的人。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作者：王建勋/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