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联涛：期盼绿色城市

　　现在正是跳出黑色污染行业，进入绿色领域的时候，因为社会需要一个更可持续的生活模式

　　在为期两天的马来西亚槟城的绿色城市增长(Greening Urban Growth)会议上，我听到了关于城市发展对环境影响的最新见解。从水和空气的污染，到总不见好的咳嗽和感冒，工业污染每天都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历史上，人类人口达到2000万用了5000年时间，然而到1800年就膨胀到10亿。在1950年世界人口仅有25亿，但是2011年已达到70亿，这意味着从我出生的年代至今，世界人口近乎翻了三番。

　　人类对自然的影响主要来自我们对能源的使用。加拿大生态学家Vaclav Smil注意到，在罗马时代，每年的人均能源消费量为100亿焦耳，而美国人现在的人均使用量是当时罗马人的34倍，且预期寿命是他们的3倍以上，这意味着我们正以几何级数的速率消耗着地球资源。

　　所有的生命(人类、动物与植物)都要依靠植物的光合作用，将阳光转化为能量。没有它，生命的多样性就要消亡。在复活节岛，当树木被砍伐殆尽时人类也消失了。Smil估算，我们正以一个惊人的速度消耗着地球上的生物量，因此绿化我们的建筑与生活方式已是刻不容缓。

　　我之前没有意识到，80%的碳排放来自城市，因此城市绿化和生活低碳化对我们的幸福、健康与生存至关重要。

　　澳大利亚系统动力学思想家约翰马修斯(John Mathews)认为，不能让已达到地球极限的工业资本主义继续下去。如果按照当前城市化和中产阶级扩张的趋势，到2050年，中产阶级消费者将从现在的10亿人上升到60亿。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新的消费和生产模式。

　　马修斯认为，金砖四国已经开始建立这些新的模式，中国为主导，印度和其他国家也紧随其后。他认为这一新模式将基于一场新工业革命：能源市场发生巨大转型，循环经济被建立起来，普通金融转为定向生态金融。

　　他建议发行“气候债券”(Climate Bonds)，定位于绿色项目的融资，由银行作为“守门人”确保绿色达标。在推进金融部门更好地为实体部门服务上，这一想法非常值得我们探讨。

　　我从这次会议中得出的结论是，世界绿色化已万事俱备，只欠实现这一变革的政治意愿。例如，我们已有技术来实现能源的可持续利用，世界有充足的储蓄与流动性，民间团体积极参与生态居住环境的改善，城市规划师和政治家们都知道人们希望拥有更美好的生活。我们都想要智能能源、智能农业和智能生活的绿色网络，但却以黑色利益集团僵局而告终。

　　这是一个集体行动陷阱式的系统性问题，不只是地方性或国家性的，而是全球问题。我们已经看到，京都、哥本哈根和多哈谈判都在互相指责中陷入僵局。

　　发达市场指责新兴市场是未来碳排放的来源，金砖四国除了发展自身的增长模式外将别无选择。

　　系统性问题不能通过局部解决。我们需要一个整体和系统的方式来思考与应对世界发展过程中的互动性与关联性。

　　系统思想家Frithof Capra认为：“发展的进程不仅是一个经济进程，而且是一个社会、生态和道德的进程——一个多维的系统性进程。”

　　为便于分析，我们可将发展分为四个(或更多)相互作用的维度：商业模式、环境、政府政策、市场架构。我称之为BAPA分析。政府可以通过政策、监管、税收和法律约束推行改革。学界可以为改革提出好的想法。民间团体往往会反对改革，但不论好坏，变革都通过商业模式发生。

　　因此，我相信，只有当企业的社会责任核心价值观中纳入可持续和工作环境人性化时，变革才会发生。现在，全球公司(如GE和西门子)已准备好了为智能城市和绿色城市提供软件与硬件产品。转变亚洲商业模式的一大挑战是，最赚钱的行业也是污染最多的行业，采掘业尤为如此。

　　著名的蓝海战略告诉我们，企业应从竞争激烈(盈利低)的红海转入新的领域(如蓝海)。也许现在正是跳出黑色污染行业，进入绿色领域的时候，因为社会需要一个更可持续的生活模式。

　　要实现这一切不能单靠商业自身，还要依赖政府制定正确的政策，科学家研发出合适的物理和社会技术，使消费者能实践绿色生活，转变生活方式。这值得我们更多地思考与讨论。

　　作者为中国银监会首席咨询顾问和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香港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香港证监会前主席

　　【作者：沈联涛/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