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富带动后富之关键时刻

　　“先富带动后富”之关键时刻

　　“共同富裕”的要点在和谐共进，就像陀螺，转起来能保持平衡，一停住就倒下。一定意义上讲，什么时候实现共同富裕是个假命题，因为动态的共同富裕必定是贯穿始终的。这应该正是小平同志对共同富裕“从改革一开始就讲”的原因

　　文 欧阳君山

　　作为共和国历史上最重要的“谈话”之一，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迄今发表已整整20周年，今天读来仍然振聋发聩。意味深长的是，“南方谈话”虽然整篇充满政治魄力与决断，但明显对一个问题持谨慎的思考态度，那就是贫富分化问题。邓小平同志是这样说的：“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共同富裕是一种动态

　　显而易见，这段话是谈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问题，不涉及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分化。实际上，更关键的问题在于人际贫富分化，它比地区发展差距更让人受“刺激”。一年多后的1993年9月，邓小平同志与弟弟邓垦有一次谈话，明确表示“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大问题”，可谓忧心忡忡。

　　遵照小平同志“两个大局”的构想，地区发展差距问题早已被摆上日程，这尤其表现在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部署。自2000年1月国务院成立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以来，2000—2009年，西部地区生产总值从1.67万亿元增加到6.69万亿元，年均增长12%，高于中部和东北地区的增长；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由4624元增加到18257元，年均增长11.4%。尽管也仍然存在种种问题，但地区发展差距的确得到明显的缩减。

　　而更关键的人际贫富分化愈演愈烈，这在量化反映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基尼系数上有充分反映。1978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317，国家统计局2000年公布的全国基尼系数为0.412，已越过0.4的国际警戒线，此后再没有发布过具体的基尼系数。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统计监测报告(2011)》的最新说法是“略高”于2000年的0.412，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给出的最新理由是所谓“难以获取高收入阶层居民真实的收入信息”。据世界银行一项测算，我国基尼系数早已超过0.5。

　　其实，不只是基尼系数，无论城乡收入差距，还是行业收入差距，我国的数据都高于国际平均水平，都非常的让人受“刺激”。早在2005年，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即显示，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三个国家超过2，我国名列其中。一份最新报告显示，2010年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比为3.23：1。按一些学者估算，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实值可能在5：1甚至6：1——“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笑几家愁”！

　　先富带动后富的关键时刻

　　如何缩减人际贫富差距，邓小平同志总的方针仍然是“先富带动后富”。早在1980年，小平同志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我们提倡按劳分配，对有特别贡献的个人和单位给予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也提倡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由于多劳多得，先富裕起来。这是坚定不移的。但是也要看到一种倾向，就是有的人、有的单位只顾多得，不但不照顾左邻右舍，甚至不顾及整个国家的利益和纪律。”显而易见，无论什么场合，也不论什么原因，先富起来的要照顾左邻右舍，要顾大局和整体，这反映了小平同志对人性的深刻把握。

　　但总体来看，在缩减人际贫富差距的问题上，小平同志更多是把思考留给了后人，没有像应对地区发展差距那样提出明确的时间表——“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只是模糊地表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

　　事实上，共同富裕不应该是一个静止的终点。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熊彼特曾指出，资本主义是不断进化的，“稳定的资本主义”的说法自相矛盾。与此类似，共同富裕也应该是不断前进的，“稳定的共同富裕”自相矛盾，怎么能设想一个静止的共同富裕状态呢？要点在和谐共进，就像陀螺，转起来能保持平衡，一停住就倒下。一定意义上讲，什么时候实现共同富裕是个假命题，因为动态的共同富裕必定是贯穿始终的。这应该正是小平同志对共同富裕“从改革一开始就讲”的原因。

　　最关键的是，无论什么问题，都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教条出发。我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某种意义上讲，共富基础已经奠定。而且先富人群已初成规模，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百万美元富翁家庭的数量首次突破100万户，达到111万户，名列全球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这从奢侈品消费上也有充分反映，近几年来，我国成为全球奢侈品消费的中流砥柱，世界奢侈品协会2009年就预言：5年内，中国奢侈品市场将达到全球顶峰。

　　应当承认，贫富分化已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居民消费率长期畸低，投资率、储蓄率和外贸依存度长期畸高，中心环节就在于贫富分化所导致的内需不足。贫富分化所产生的巨大压力，不仅在向经济领域传导，也在向社会领域传导，“维稳”成本急剧上升。据财政部在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披露的报告，2011年投入公共安全领域的预算为6244亿元人民币，比2010年增加21.5%，超出我国2011年6011亿元的军费预算。

　　如果邓公仍在，面对当前情势，他一定会再次坐言起行：“先富带动后富”的时候已到，不容蹉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