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减税让我们温暖过冬

　　减税，让我们“温暖过冬”

　　在《中国企业家》“两会沙龙”上，企业家对税改和减税政策寄予厚望的背后，是对政府改革、市场经济地位重塑的诉求

　　文 | 本刊记者  李聪

　　2012年3月3日，第十四期《中国企业家》杂志“两会沙龙”在北京长安俱乐部举行，主题为“2012：减税能否让企业温暖过冬”。这一话题，引发热烈讨论，从晚上7点开始，直到10点，出席“沙龙”的代表委员和嘉宾意犹未尽、毫无去意。

　　刚刚过去的一年，外部有欧债危机、美债危机的双重考验，国内则面临房地产调控、地方债务等多重关卡，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成为共同探讨的话题，代表、委员们的目光重回实业。改革之声渐起，“减税”也成了他们的共同诉求。

　　减税刻不容缓

　　“有网友说：政府在那儿搞名堂，什么结构性减税，这词像‘休假式治疗’一样让人不明其意。其实它的内涵还是很深刻的。”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话一出口，全场的气氛就轻松了。“结构性减税一方面可以利用税收杠杆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与发展方式转变，另一方面，可以冲抵外部经济不确定性，减弱中小企业景气不佳、实体经济信心不足的不良预期。”

　　财政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税收总收入接近9万亿，达到89720亿元，同比增长22.6%。与此同时，财政收入首超10万亿元，达103740亿元，增长24.8%。两项指标增速远远高于9.2%的GDP增速。

　　由此计算，去年中国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超过19%。2000年时，税收收入占GDP比重为12.8%。从绝对额看，2011年的税收收入是2000年的7倍。

　　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就对此质疑称：“去年整体经济已经放缓的情况下，财政收入的比例还那么高，大家得反思一下，我们整个财税的结构，是不是需要有一些改变的地方？以目前这种经济水平，以目前中国企业面临的竞争环境来看，是不是应该考虑减税？”

　　李东生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继去年提出建议之后，今年再次提出建议，希望政府考虑降低税负，支持企业发展。

　　本刊相关调查也显示，有高达63%的企业认为自身税负较重。而另一个调查数据恰恰与之印证，在利润较微薄的制造业，就有23%的企业表示，其税收与利润的比率在100%以上；而在利润相对较高的服务行业，则有57%的企业表示，其税收与利润的比率达到50%以上。

　　一直投身于制造业的李东生已经担任了两届人大代表。“前几次开人大的时候，有很多经济界的代表提出政府的财政收入高于GDP的增长，这个不是很好。”他回忆，当时政府给出的解释是，这种正增长有一些短暂的临时性的因素，不能持续。“结果证明这种判断是不对的。现在的持续高增长说明不是临时性因素的影响，而是属于结构性问题。”

　　虽然贾康将这种持续增长描述为“恢复性增长”，但他也承认，结构性减税应该作为宏观调控方针，以财税的政策优化为全局服务，实现改善民生的重要任务。“而国家明确宣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这里面要匹配一些减税优惠措施。”

　　面对税收，全国政协委员、银泰投资董事长沈国军则这样总结：“我觉得关税定得有点傻，实体企业的税定得有点笨，对个人征的税有点狠。”沈国军旗下的银泰百货是以百货零售业为主营业务的百货零售集团，产品中涉及大量奢侈品。“很多奢侈品品牌在中国开店，我跟他们都很熟，每次去国外，老外都说：你们中国的关税为什么这么多？所有的奢侈品品牌店全是中国人在那儿买！”这是沈国军认为“傻”的地方，而实体企业的重重税负，以及个人所得税过低的免征额，则显得又“笨”又“狠”。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对沈国军表示支持。他认为，对劳动力创造的收入是三重收税，甚至四重收税。“企业家雇一个工人，他一年创造了100块钱的增值，得交增值税，还得交营业税。这100块钱里面，如果有20块钱的利润，还要交企业所得税，然后80块钱当工资发给工人了，可能还得交个人所得税。这还没有说‘五险一金’，这些对于劳动密集型的企业是非常不公平的。”

　　李稻葵甚至建议，中央应该拿出5000亿元直接代企业缴税，“经济萧条期，政府完全可以先替企业交一年的税，这才是真正帮助企业过冬。”

　　政府要变“小”

　　“今天提减税问题，那就是要减少政府的消费。”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矛头直指政府，他提到，政府的消费占了GDP总量的13%－14%。政府消费掉的这部分，与其提供的服务不成比例，服务太少，消费太多。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苏泽光则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相同的观点：从大前提来看，减税只是一个效果，根本是要政府减少开支，才能减税。因此减税意味着结构上的调整。“香港一般说的是大市场、小政府，不是大政府、小市场，真正要考虑的是如何保护民营企业和市场经济发展，而不是继续为政府增加公共开支，这才能减税。”

　　苏泽光对企业能否“温暖过冬”显得较为消极：“减税是一个长远的目标，赚钱了才能赋税，可以说远水解不了近渴。”他建议，对于小微企业，温暖过冬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放宽银行佣金，而个人所得税也应该降低，才能有效刺激消费。

　　但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的一句话则让大家又看到了希望：“只要政府下决心，万亿规模的减税也是可以实现的。”2011年，辜胜阻亲身经历了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其中免征额提高了，一些税率也做了下行的调整。但是，个人所得税还是在增长。“减税政府也在做，问题是力度不够。”辜胜阻说，“去年全国人大通过的财政预算方案是8%，今年有个委员说，就按照全国人大通过的方案来收税，肯定是万亿级的减税。”

　　让辜胜阻不解的是，为什么十年来，财政每年都要超收？包括金融危机时期。民建中央对上千家企业做了调研，发现产业空心化非常严重，温州就是很好的例子。“有一个企业，现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2008年没有订单，现在有订单不敢做，做得越多越亏本。另外，有很多企业，用实体经济企业融资，但是挂羊头卖狗肉。”而垄断也使得民间投资无门，民企利润空间变窄。“那么，在这种局面下，要重振实体经济，一个是反垄断，一个是减税。”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2012年改革重点在于“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分税制，健全转移支付制度，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完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稳步推进地方财政预算、决算公开。深化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及国债管理制度改革。健全消费税制度。全面深化资源税改革，扩大从价计征范围。”

　　除此之外，茅于轼还为“大”政府下影响企业命运的企业家群体进行呼吁：企业家除了减税，更重要的是得到保障。他们的财产，他们的人身安全要有保证，他们财产的利用要得到自由。“我们的企业家跟外国的企业家做比较，风险非常大，因为我们还不算是完全的法治国家，你的财产甚至你的人身安全搞不好就被侵犯了。所以，这两年好多企业家往外跑。”

　　茅于轼说，自己曾写文章讲要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因为这些文章挨了好多骂，但现在还坚持这个看法。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这两个都不能少，不为富人说话，最后的结果是国家没有富人，全是穷人。“也就是说，穷人本身有希望变富，你打倒了富人，全国都是穷人。我们改革30多年，成功的地方就是发展了民营企业。”

　　税费要清理

　　与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杨元庆抱怨增值税过高的言论相似，全国人大代表、宛西制药董事长孙耀志的议案正是建议将增值税由17%降到13%。“自2000年以来，中药生产企业利润大幅下滑，50%的中药企业处于亏损或停产状态。按现在国家施行的税收政策，中药生产企业所用原料中药材是农产品，按照13%的税率计算进项税，而中药生产企业生产的中成药按17%的增值税税率征税，中药生产企业增值税高出其它行业生产企业4%，更加重了企业负担。”

　　与此同时，物流成本过高也被公众广为诟病。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在“两会”新闻发布会上称：“去年和前年我们国家的物流成本占了GDP将近18%左右，这是一个比较高的比例，大部分发达国家这个比例在8%－10%左右。”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调研时发现，物流重复收费的情况屡屡发生，从海南一直到北京，无论是山东的蔬菜、海南的瓜果以及普通的大蒜土豆，都存在这个问题。贾康则随之指出，应趁势清理相关的物流收费。

　　根据调研结果，本刊提出了八大政策建议，包括：大范围推广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进一步降低增值税税负；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实行更低的增值税率；进一步降低企业所得税；进一步增加享受税收优惠小微企业的范围；规范收费行为，减少地方费用的费种，必要时将一些地方费用并入中央统一纳税中；推进实施各项配套改革；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型。

　　这些政策建议得到了代表委员的积极响应。其中由于地方行政权力限制不足造成的各种费用及经营成本提高最受关注。鄂尔多斯羊绒集团董事局主席王林祥称，部下跟他讲，有一个项目7年没有批下来，光专家论证要论证26次。“但是，实际上谁又为审批负过责任？”王林祥呼吁，只有给市场更多的自主权，企业才能生存。

　　李东生也建议，把地方行政费用慢慢地转到税上，这样相对稳定。“行政性收费，是归地方财政收入，所以各地政府对于执行这个行政性收费的政策差异比较大，例如教育附加费等。如今政府财政好转，应该取消这些分别征收的类别。”

　　对于一直处于弱势地位的小微企业，其增值税、营业税方面的优惠宽松，贾康建议应该按照现在的政策框架，落实到各个地方的实施细则上面。“一定要把它做好、做实。避免流于空谈。”

　　最佳窗口期？

　　在2011年“两会沙龙”上，中欧商学院教授许小年曾估计，只有经济形势恶化到一定程度，真正的改革才会重启，而这个时间可能是两年后。如今，这一窗口或已提前，魏建国认为现在就是减税的最好时机。他提出，当前的外部环境逼迫中国政府要考虑如何进一步加强实体经济，让企业特别是沿海的中小出口型企业和小微企业度过严冬。“广交会上，往年欧盟来的团都是1000－2000个，去年的人数下降17%，团数下降8%，长期订单没有，短单也不多。”与此同时，当前国家的税收状况和减税条件是成熟的。“不要总说政府缺钱，其实政府是完全可以大幅减税的。”

　　全国人大代表、海南农垦集团党委书记王一新曾任海南省政府副秘书长，他以“过来人”的身份道出了地方政府的不同立场，认为对减税力度不要抱太高期望。“最近改革的话题浮上了水面，大家都说改革的时机快到了。如果政府真是在一些重大的深层次的改革问题上动手，比如说医改，比如说养老体制，比如说教育、保障房，还有水利，这些花钱很多的项目，都要政府来做。因此中央财政一定要进行统筹，我觉得国家要下更大的决心，否则很难把税收总量降下来。”

　　甚至在政绩考核体系上，王一新也指出了与减税初衷相背离的地方：GDP增长和税收增长都是官员的考核指标，甚至为此建立了激励机制，如果税收负增长，官员脸上都“挂不住”。王一新如今则作为减税的受益者出现，海南农垦集团下的海南橡胶是目前中国上市公司中农业板块市值最大的一个公司，增值税、所得税全免，王说他“深深体会到了减免税对企业的价值所在”。

　　鄂尔多斯羊绒集团董事局主席王林祥则没有那么幸运，做企业30多年中，他感觉国家征税对企业而言，确实是税种繁多。“我们鄂尔多斯的好多企业家现在坐在一起，大家谈起来都感觉到很茫然，不知道该怎么搞下去。”

　　此时减税在企业家眼中如同雪中送炭，甚至是某些企业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全国政协委员、亿阳集团董事长邓伟认为，减税还有其它的益处。“降低企业成本负担的同时，还能够直接平抑物价，有效地控制通货膨胀。”

　　无论如何，2012年1月1日，上海已经实行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对流通服务业率先实行税改。两个月的时间，上海周边的江浙地区纷纷表示将跟进，北京从今年7月1日起也将实施“营改增”试点。

　　贾康评价，这是个十分积极的信号，如果一步一步推开，一定会在中国统一市场之内使原来被营业税覆盖的建筑、安装、交通、运输和服务业放开手脚，把自己的专业化做细分，这就是升级换代。“在这样的过程中，依托专业化细分带来的活力，将给消费者带来性价比更高的服务，这是结构性减税里面的一个重头戏。”

　　参会嘉宾

　　茅于轼 特邀演讲嘉宾、著名经济学家

　　辜胜阻 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

　　李东生 全国人大代表、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一新 全国人大代表、海南农垦集团党委书记

　　胡葆森 全国人大代表、建业住宅集团(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

　　孙耀志 全国人大代表、宛西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林祥 全国人大代表、鄂尔多斯羊绒集团公司董事局主席

　　柏广新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吉林森林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党委书记

　　左延安 全国人大代表、原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雪岗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旭阳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俞学文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更香有机茶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宋治平 全国人大代表、吉林康乃尔集团董事长

　　魏建国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

　　李稻葵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贾    康 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苏泽光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

　　沈国军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邓    伟 全国政协委员、亿阳集团董事长

　　王伟斌 全国政协委员、神玉艺术馆馆长

　　杜    波 全国政协委员、青建集团股份公司董事局主席

　　李立新 全国政协委员、利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韩小红 北京慈铭健康体检连锁机构总裁

　　何振红 《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

　　万建民 《中国企业家》杂志社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