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皮：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

　　水皮

　　五年，是个不长不短的时间。

　　五年的时间足以让我这个联合国概念中的青年跨过壮年的门槛，足以让一个世界经历了翻天覆地的金融危机，足以让我们华夏时报这么一份报纸从沉沦走向复兴。

　　历史上的华夏时报曾经改版多次，在市场进出多轮，可谓多灾多难，屡败屡战。2007年，我们调整办报思想，重回大报序列，既有战略上的主动，也有现实的被动，尤其是将刊期由日报调整为周刊，这种收缩是需要一定的魄力的，办报的人谁不希望自己的报纸能够天天和读者见面，能够天天发表自己的观点评论，能够天天不间断地影响这个世界？可以这么说，我们用五年的时间在报刊市场上扎住了脚跟，形成了品牌，形成了足以支撑华夏重回日报的经营能力和实力，重新开启日报的时间窗口，今年下半年的周二刊就是一个最好的过渡产品，而中国邮政适时将华夏时报列入邮政畅销报刊更为我们实现梦想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当然，五年的时间，华夏时报在变化，媒体市场也在变化，互联网更是日新月异，微博(http://weibo.com)的出现，让我们迎来了中国式的社交网络时代，自媒体的概念一度深入人心。在我这个传统媒体人的眼中，自媒体的形成不但没有让我们绝望，反而让我们从中看到了传统媒体的价值和复兴的可能。因为简而言之，当人人成为媒体的时候，这个媒介的相当多的特质将不复存在了，自媒体和无媒体一定程度上是一回事，当然，这个媒体特指的就是大众传媒。在一个信息泛滥的时代，对信息的收集、梳理、调查、印证、分析、评论的需要不是减少了，而恰恰相反是增加了，华夏时报改版秉承的办报理念就是“思想创造价值”，以“报道事件、梳理数据、描绘趋势、揭示规律、生产思想、评论世界”为报道风格，正好契合了微博这个自媒体时代的需求。而事实上，我们五年来坚持专业人士办报的实践也在市场上得到了印证，看到编辑部精心编排的那些头版头条，相当多的预测性报道为投资者提供了正确的判断思想，比如我们2007年7月对于6000点的预测，2009年2月对于3500点的分析，2011年4月对于创业板泡沫的判断，令人欣慰的是，尽管我们有种种不足，或冒进或落后，但是整体上没有犯趋势性的错误，这既给了我们自信也体现了我们的价值，我们在尽心尽力地做到把我们生命中最闪亮的一段与你分享，用我们生命中最嘹亮的歌声来陪伴你。

　　五年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对报社是如此，对于中国经济也是如此，成长就会有烦恼。中国经济目前最大的烦恼莫过于能不能保持过去长达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可持续性的问题，而GDP、产业结构调整和通胀三者的关系真正是剪不断理还乱，孰为先孰为后不但经常困惑我们的领导人同样困扰着我们的投资者。

　　GDP不重要吗？GDP当然重要，在有GDP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不能唯GDP，但是如果没有了GDP，恐怕我们连评论的资格都会被剥夺的。GDP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增长、财富和发展，当然，财富也有一个相对公平的再分配的要求，贫富差距的拉大决不在于GDP，而在于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以及经济体制改革滞后带来的问题，而GDP一旦停滞，那么由于高速成长所掩盖的种种社会矛盾就会体现出来，所以GDP实际上是一个不能完全慢下来的东西。日本在奥运会之后有持续长达十年的高速增长，从1964年到1974年之后增速下滑了一个平台，但依然有5%的增长，我们现在担心中国走的比日本还要快，奥运之后就碰上了一个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而四万亿透支了我们四年的均速增长，恐怕我们现在就已经进入了日本的1974年。因此，眼前的经济探底也许不像2008年那样恐惧，但是影响却更要深远，这显然不是一个挖坑动作，而是一个下平台整理的过程，那种V字型反转的情景不可能再现，即便如清华大学李韬葵所做的模型U型上升也是盲目乐观，林毅夫归国之后的言论亦有放经济卫星的嫌疑。

　　为什么？因为时代真的不一样了，我们几乎同时踏入了两个不同的时代，一个是过了廉价劳动力的刘易斯拐点时代，农村人口转移导致的就业需求曾经成为推动沿海发达地区经济腾飞的重要支撑力量，但是现在到处是民工荒，连四川和河南这样吸收了富士康转移产能的地区也要靠“拉壮丁”来招收员工，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侵蚀的不光是企业的赢利能力，更是一个国家、地区的竞争力；一个是老年社会的时代，中国现有的老龄人口超过一个亿，比重已经超过国际老年化的标准，一方面有延迟退休的调研呼声，另一方面社保也迅速面临巨大的压力，这不光是中国的事，这是所有国家都面临的事情，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养老金缺口放大了这个话题，仅此，GDP也丢不起！

　　房地产目前的纠结，无疑是产业结构调整的纠结，从1998年启动房地产商品化进程以来，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在拉动GDP增长上居功至伟，而土地出让带来的收入更成为地方财政的强大支撑。但是当房价的暴涨已经成为社会问题甚至是政治问题的时候，区别投资和消费就是不可避免的，既要防止泡沫又要保证需求，这是一道摆在中央和地方政府面前的选题，可惜答案不同。很重要的原因，地方财政对于土地的依赖过重，财政收入的分配模式不改，房地产调整就很难做到上下同心，地方国有企业私有化能解决一部分资金但是解决不了根本的利益保证，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不是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体制改革释放的能量，包括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改制以及地方人权事权和财权的统一都足以推动中国经济迈向完全的市场经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上层建筑也会制约和影响经济基础，这是常识，但我们对常识性的东西未必就重视。可以预期的是在下一个五年，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会成为社会绕不过的焦点。领导人财产公示制度、遗产税、物业税都是题中应有之义。有的会影响人们根深蒂固的传承观念，这种观念的改变会不会变相刺激消费市场，我们可以观察，但无论中外，显然大家都把中国市场视为最后的晚餐，只要这顿晚宴没开张，人们就有充分乐观的预期，好日子还在后面。

　　过去的五年，是《华夏时报》和中国经济共忧患的五年，未来的五年，以至下一个五年，再下一个五年，《华夏时报》还将与中国经济共成长。如果我们的国家是一艘航行在汪洋大海上的航船，那么《华夏时报》愿做那个站在高高的桅杆上的瞭望者，不畏风吹雨打，只为我们这个国家一帆风顺地前进、前进、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