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农补贴发放存困扰

　　随着国家财政支农力度不断加大，粮食直补、水稻良种补贴、小麦良种补贴、油菜良种补贴、玉米良种补贴、棉花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惠农补贴资金和补贴项目不断增加，这些惠农政策促进了粮棉油生产和农民增收，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但由于农村人均耕地较少且分散经营，惠农补贴发放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惠农补贴发放存困扰

　　“粮食补贴”变成“农田补贴”

　　 补贴面积难于核实。对农民种植粮食、棉花、油菜面积最准确的统计方式是在农民播种后进行实地丈量。由于农户分散经营，农民种植农作物的自由性很大，每年、每季的粮棉油种植品种、面积都有较大变动，很难准确统计各农户的实际种植面积。对千家万户的粮食种植面积进行丈量，不仅组织难度大，而且工作成本高，可操作性不强。以某农业大镇为例，该镇现有61个村、321个组、24643户农户、耕地面积111460.49亩。由于农户承包的耕地零星分散，每户承包的耕地少则三、五块，一般十几块，多则二十几块，承包耕地分布有远有近，仅靠全镇十几名财政工作人员在规定时间内完成2万多户种植面积丈量任务，其难度之大、任务之重、成本之高，可想而知。

　　由于外出打工农户的种植面积难于核实，加之农户承包的土地私下流转较多，更为核实每家每户实际种植面积增添了难度。为如期完成粮棉油补贴面积的统计上报，只好采取由农户、村组层层上报，财政部门负责抽查核实并张榜公示的方式。由于村干部出于地方保护主义、农户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等原因，上报面积往往大于实际种植面积。在实地丈量核实工作难度大的情况下，为便于操作，一些村采取按农村税费改革时各农户的计税面积进行分摊，不管农民是否种植粮食，均可得到粮食补贴，导致“粮食补贴”变成了“农田补贴”，这种撒胡椒面式的“普惠”补贴方式，不能体现粮食补贴促进粮食生产的政策导向作用，违背了粮补政策的设计初衷,难于充分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

　　良种补贴未能补到“良种”上

　　 良种补贴随意性大。由于良种补贴的概念比较模糊，没有进行明确界定，不少农民认为，只要是杂交就是良种，很多执行政策的基层干部对良种的概念也不够清楚，良种补贴在实施中存在较大的随意性。有些农民种植水稻、小麦、油菜、棉花、玉米等未使用良种，也得到了良种补贴，致使良种补贴未能补到“良种”上，良种补贴未能充分发挥其导向作用。

　　粮补发放成本偏高

　　 以某县为例，2011年全县惠农补贴资金合计2167.9万元，其中：粮食直补469万元、农资综合直补1645万元、农作物良种补贴553.9万元。按全县4.33万农户计算，平均每个农户全年补贴资金为500.67元。对于乡镇财政部门而言,无论补贴数额多少,每项补贴均要经过核实、公示、上报、审批、上折、发放、签字、清算等多个程序，由于补贴项目繁多，发放时间急迫，乡镇财政人员需要多次和村干部一起调查摸底，填报大量相关报表，及时开会宣传发动，对于农村综合改革后减人减支的乡镇财政部门来说，往往力不从心。加之农户居住分散，许多村组距乡镇政府所在地10公里以上，下乡燃油费、通讯费、设备购置费及文印费等兑付成本较高，多次发放补贴也增加了农民领取补贴的往返费用。此外，由于惠农补贴项目较多，涉及面广，工作量大，补贴发放时间不够集中，加大了农村信用社代理发放的工作量，基层代理金融机构因经营成本高、手续复杂、转存吸储少而时常抱怨。

　　补贴政策有待完善

　　 由于上报粮补面积的基础数据必须依靠村干部配合才能完成，不满足村干部的诉求，就会给粮补工作增添阻力；满足村干部的诉求，有时却有悖于现行粮补政策，导致基层财政工作处于两难境地。如对原农村税费改革后拖欠农业税的农户也要发放补贴到户，不得抵扣任何款项，许多村干部和诚实纳税的农民认为政策有失公平，老实人吃亏，消极欠税户占了便宜，导致许多农民不愿再尽自己的义务，由此加大了农村工作的难度，个别农户甚至要求基层干部退还已经缴纳的税费。

　　如果税费尾欠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势必严重影响今后农村工作的正常开展，影响农村的和谐与稳定；又比如“一事一议”收费难的问题，往往是不受益农民不愿意交钱，补贴照样领，且不得抵扣，由此导致村级公益项目建设因缺乏资金而陷入停滞状态；再比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征收工作，既要求及时将补贴资金发放到位，且不得抵扣，又要求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及时征收上来，且要达到95％以上的参保率，由此不仅增加了粮补发放成本，也增加了新农合基金征收难度，部分乡镇财政工作人员及协助开展工作的村干部对此颇有微词。

　　补贴渠道有待整合

　　 由于粮食补贴、农资综合直补、水稻良种补贴等惠农补贴性质不同，补贴发放分别由商贸科、农业科等科室负责办理相关手续，一项补贴需要开发一套软件，进行一次调查核实，相关科室要求用不同的报表进行填报，这些业务科室布置任务时难于统筹安排，给惠农补贴发放监管工作增加了一定的工作量，这种多头管理、分而补之的管理模式难以形成工作合力，不利于基层财政部门提高工作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