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勇

　　曾经率先实现免费医疗的陕西神木县再次成为关注焦点。不过这次，这个有着“陕西第一经济强县”、“中国产煤第一大县”以及2010年中国“全面小康十大示范县”等瞩目光环的地方，面对的更多是公众质疑。

　　媒体对神木此次通过募捐方式设立慈善公益金、建设民生保障体系的诟病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首先，也最容易引起公愤的是募捐过程出现了在基层常见的强制摊派现象——“被捐款”，连陕西省贫困地区义务教育项目学校的学生也捐款5398元。其次，既然是慈善公益金，就不应由政府一手包办。再次，这百亿元资金能否保值增值，并在公开透明的环境下真正用于民生？慈善公益金的方式是否遮蔽了应由政府承担的一部分服务社会的功能和相应开支？

　　这些质疑不无道理，但不少媒体和有关方面一样，被神木县政府的话语策略所迷惑，并未在深层次上理解在这个“财力富足”的县城发生的变革：在不触动目前财政与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各方利益格局前提下进行的增量改革。

　　人们都清楚，在中国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下，城乡居民正常缴完税费后想要安度晚年、病有所医幼有所养，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神木县政府的社会保障试验虽有“政绩工程”之嫌，却依然切中中国社会之弊病。不过，在目前利益分配格局下，全民医疗教育保障“不可持续”却成为这个尚处青春期的资源型城市的共识，实在有些讽刺。

　　神木状况具有某种普遍性：作为一级权限有限并对上负责的地方政府，神木避免不了上级政府不按规矩出牌，养肥了就得割肉的命运。前任县委书记郭宝成接受采访时曾表示，2005年榆林市政府一声令下，就把神华集团辖下所有在神木企业的收入上收。这样，神木财政总收入的72亿元，已从源头上被拿走了60亿元。这种做法并不符合税法规定，但借用郭宝成的话说：“中国很多事情，往往官比政策还大。”更可忧虑的是，从72亿元中抽取60亿元的分配格局是暂时的和随机的，未来变动风险依然很大，而任何变动均由神木县承担。

　　所以，这次所谓的社会慈善基金募捐，实际相当于神木县政府为保障民生增收的一次性地方税收，其迫切性具有一定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共识。另一方面，它还是民众税赋中极少数能带来真正的公共服务的税种。

　　神木做法充分体现了不少中国地方政府的“智慧”：要为治下百姓获得某些好处，只能在不触动既有利益格局、对上尽可能恭顺并满足其种种要求的前提下，在制度空隙及制度之外的空白地带做文章。这种做法常常让他们的行政带有某种灰色性质，同时，也不能排除他们借此谋得种种利益。

　　地方能吏深谙中国政治和社会现实，用朴素的常识行事，在合法与非法之间走钢丝绳。这类人这类事，在中国几十年改革开放中，特别是增量改革成为安全有效手段以后已屡见不鲜。而这种方式，也是扭曲体制下能有所为就不能不选择的变通路径。当我们批评他们的决策违规、不合法时，更不要忘记扭曲制度本身以及那些高高在上、有制度保障所以永远正确、沉默不语却永远在利益分配中占据大头的部门与既得利益阶层。而民众，承受着沉重赋税却只拥有匮乏的社会保障、有尊严的生活仅是梦想自然是令人叹息的现实，但额外多交赋税、并依赖个别地方政府个别政治家的政绩工程观或者善心显现，以期获得本应拥有的保障——民众状态之尴尬，可见一斑。神木这一有“上天眷顾”之地尚且如此，其他地方教育、医疗、养老的保障状况如何，有无改进的可能，人们自然心知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