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晨 李军强

　　在美、欧、日三大主要经济体中，欧洲是总体债务负担最轻的一个，但是为什么债务危机首先发生在欧洲呢？

　　如果说2008和2009年是金融危机年的话，那么，当年历翻到了2010，债务危机已经取代金融冲击，成为威胁发达世界经济的主要“次生灾难”，而且这一现象现在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在美、欧、日三大主要经济体中，欧洲是总体债务负担最轻的一个：日本2011年初的政府债务接近该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00%，是所有主要发达国家中债务水平最高的；美国的公共债务余额正迫近国会所批准的14.29万亿美元上限，接近GDP的90%，年度财政赤字达到GDP的10.5%；而根据欧盟统计局2011年4月公布的数据，2010年欧盟27国预算赤字只是该地区GDP的6.4%，政府债务为GDP的85%，而且欧元区的私人储蓄率为12%，大大高于美国的5.8%。但是，为什么债务危机首先发生在欧洲呢？先是希腊，随后是爱尔兰和葡萄牙，以至于一提起债务危机，人们常会直观地将其等同于“欧洲债务危机”。无论是经济界还是各新闻媒体对欧洲的质疑声音要远远高于美日。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对欧洲的情况进行深入和具体的分析。

　　债务危机成因

　　如上所述，欧洲的债务情况整体上看不算最糟糕，而且欧盟和欧元区最大的经济行为体，也是整个欧洲经济的稳定器——德国，其宏观经济形势相当不错，GDP增长率2010年超过3.5%，甚至好于金融危机之前。但是，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和意大利等5个国家受金融危机冲击很大，财政恶化，由于这五国国名的英文首字母拼起来是PIIGS，所以也被媒体戏称为“欧猪五国”。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已经爆发了债务危机，被迫向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求援。希腊2010年的预算赤字在2010年达到GDP的10.5%，2009年为15.4%，公共债务占GDP的113%；爱尔兰2010年是欧元区17国中财政赤字水平最高的一国，达到GDP的32.4%，政府负债相当于GDP的142.8%，2009年为127.1%；葡萄牙2010年预算赤字与GDP之比为9.1%，2009年为10.1%，2010年政府债务与GDP之比为93%。意大利2010年的公共债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16.7%，英国的情况也很严重，其公共开支占GDP的比例和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比希腊、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还要高，不过由于英国的金融市场发达，融资能力强，所以暂时还没有主权债务危机之忧。

　　陷入债务危机困境的欧洲国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较长时期内经济增长一直乏力的希腊、意大利等国，这些国家产业结构不够完善合理，缺乏经济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同时这些国家的政府出于选举需要，不敢对经济和社会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依旧维持高福利的社会保障，这就造成了财政上的入不敷出，多年来靠举债度日，金融危机的爆发只是将其固有问题凸显出来而已。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希腊：希腊的福利体制素以“慷慨”闻名，希腊人的退休年龄平均只有53岁，公务员每年可享受长达6周的带薪休假，希腊人所享受的福利待遇已经远远超出其经济生产能力。比利时和葡萄牙在一定程度上也有类似问题。

　　另一类是金融危机前经济发展较快，但是过度依赖房地产和金融等具有泡沫性质产业的国家，比如爱尔兰和西班牙。爱尔兰采取以低税率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办法，经济自1995年开始高速增长，每年增长率为6%～11%，被欧盟树为可与东亚经济体相媲美的模范，被誉为“凯尔特虎”。但爱尔兰在热钱大量涌入的时候，其金融监管部门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而且在盲目乐观的情绪渲染下，其金融服务管理部门对金融违规和财务丑闻视而不见，从未对本国财政机构施加任何处罚，这样当房地产泡沫破裂，金融危机从大洋彼岸传来时，爱尔兰陡然发现自己的金融系统已经千疮百孔。西班牙也经历了类似爱尔兰的“黄金时代”，不过它更偏重于房地产业。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西班牙的地产产值占到当年GDP的17%，税收的20%，建筑业从业人员占全国就业人数的12.3%。西班牙外资12个月累计投资房地产总额占GDP的比例在2003年一度达到90%，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外国投资的大量流出，目前该比例仅为35%。如果说希腊、意大利等国家患的是慢性病的话，那么，爱尔兰和西班牙得的则是急性病，原本财政较为健康，因为受金融危机冲击过大而引发了国家破产危机。葡萄牙情况更糟，两种病症兼而有之。

　　欧盟实际上一直非常重视财政安全，早在1997年的阿姆斯特丹峰会上就制订了《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了年度财政赤字不得超过GDP的3%，公共债务不许超过GDP60%的上限，要求各成员国严守财政纪律。如果严格执行这一标准的话，欧盟各国不会出现当前的尴尬局面，可惜在实际经济运行过程中，这一原则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目前欧盟27个成员国中已有24个成员国财政赤字状况超标，仅有爱沙尼亚、瑞典和卢森堡符合《稳定与增长公约》的规定。《公约》本来规定连续3年不符合规定，要予以罚款，但是德法等大国率先违反，而且在他们的反对下，惩罚措施被“稀释”，违反规定逐渐成为普遍现象，无人问责成为常态。

　　我们都知道，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调控最重要的两种手段，二者不可偏废。但在欧洲，这两条腿却不是一样长，欧洲通过建立欧元区统一了货币政策，但却把财政政策的主导权留给了各个成员国。欧洲中央银行是全世界独立性最强的央行，它负责欧元——这一欧洲共同货币的发行和管理。不过，另一方面，欧洲各国政府在财政政策上自行其道，各自为政，大多数国家都没有按照《稳定与增长公约》的要求执行财政纪律，有的国家严谨，有的国家宽松，甚至出现了希腊这样不负责任大量借贷，还在统计上弄虚作假的行为。

　　欧元区的各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大，地区发展不平衡也是造成欧洲债务危机的重要原因。欧元区17个国家中，德国、意大利、法国等国家经济较为发达，德国的GDP占欧元区GDP总规模的20%，德法意三国就占到总GDP的一半。而希腊、爱尔兰等外围国家经济则比较落后。同时发达国家和相对落后国家的产业结构也不一样，德国的高级汽车、精密设备等附加值高的拳头产品闻名于世，行销全球，但希腊等国进入工业化的时间较短，对工业制品进口依赖度较大，其出口产品以农产品、资源性初级加工产品以及金属制品为主，缺少附加值较高的技术密集型产品。随着亚洲新兴国家的崛起，其低附加值的出口产品受到很大冲击，欧元的升值更是令其雪上加霜，贸易赤字连年扩大。再加上改革不及时，导致其经济发展长期停滞不前。

　　债务危机的解决之道

　　虽然2010年希腊爆发债务危机后，德国和希腊发生了一些口角，德国各政党也就是否应该援助希腊进行了激烈辩论，德国民众和媒体对希腊人的福利和懒散多有微词，抱怨希腊人61岁退休，而德国人要干到67岁，希腊的退休金是在职薪酬的96%，在欧盟国家中位居首位。德国人质问为什么希腊的高额福利带来的债务，却要辛勤劳动，兢兢业业的德国纳税人来承担。不过不满归不满，德国政治家和经济界人士都明白，在欧洲经济一体化已经发展到谁也离不开谁的地步时，一旦希腊出现大的动荡，或者希腊退出欧元区，将给欧元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失。默克尔2010年回答记者是否应让希腊退出欧元区的问题时表示：“(对希腊退出欧元区)，我明确说不，现在的问题是必须对欧元稳定做出快速反应。”其中的那个“不”字，默克尔还特意加强了重音。

　　金融危机过后，经济表现良好的德国在欧盟内的发言权得到大幅提升，德国的意见逐渐成为欧盟救市的“官方口径”。以德国为首的欧盟应对债务危机的方案可以分为短期和长期两个计划：

　　短期方案的主要内容是设立总额高达7500亿欧元的救助机制。2010年5月10日，在希腊债务危机的刺激下，欧盟27国财长决定设立总额为7500亿欧元的救助机制，帮助可能陷入债务危机的欧元区成员国，阻止危机继续蔓延。这笔巨款包括三部分资金，其中4400亿欧元由欧元区国家根据相互间协议提供，为期3年；600亿欧元将以欧盟《里斯本条约》相关条款为基础，由欧盟委员会从金融市场上筹集；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提供2500亿欧元。这一巨额基金的设立起到了恢复市场信心的作用，帮助希腊挺过了最难的关口。2010年底，爱尔兰求助欧盟，获得850亿欧元的贷款援助。2011年5月，葡萄牙也得到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780亿欧元救助贷款，其中欧盟提供520亿欧元，葡萄牙得到这笔资金，未来几年都可以不用通过债务市场融资。

　　长期方案则致力于严肃财政纪律，提高财政约束力和提升各国经济自身未来的竞争力。它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实行财政紧缩政策。在救助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等债务危机国家时，欧盟附加了堪称苛刻的财政条件，要求它们大力整顿国内财政状况，大幅削减政府财政预算，达到欧盟规定的水平。这并不是专门针对受援国家的单方面规定，在整个2010年欧盟各国都在削减支出，减少公共赤字。德国的财政情况不错，但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和自民党黑黄联盟仍准备在未来4年削减820亿欧元财政赤字；法国萨科齐政府表示，将在三3年内削减财政赤字1000亿欧元，意大利贝卢斯科尼内阁承诺两年内削减赤字250亿欧元；英国的财政缩支计划步子迈得最大，财长乔治·奥斯本的计划是一举降低25%的年度财政开支，英国《金融时报》评论说“这是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都不敢做的事情”。

　　二是以德国为样板，改革福利制度。高福利是欧洲人引以为傲的经济特征和生活方式，但是它的副作用也非常明显，“从摇篮到坟墓”完善的社会保障给政府添加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同时，欧洲国家的高福利制度如今还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挑战，由于出生率大幅下降，医疗条件的改善又提高了人均寿命，欧洲正在全面进入老龄化社会。德国在施罗德政府时期，于2004年开始改革福利制度，延长退休年龄，大学开始适度收费，医疗卫生体制也进行了改革，若干保险项目改为个人自费。施罗德的改革虽然当时遭到民众的反对，以至于自己的政党被选下台，但德国能安然度过这次金融危机的大潮，其福利制度改革立下大功。2010年底，在一轮轮大罢工和抗议示威中，法国最终通过延长退休年龄的法案，把退休年龄从60岁调高到62岁，将完全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从65岁推迟到67岁。

　　三是加强欧洲层面的经济治理。危机加强了欧盟在经济治理方面的职能，扩展了欧盟机构的权力。目前，各成员国已经将财务数据的审计权交给欧盟统计局，将审议各成员国预算方案的优先权交给欧盟委员会，这样成员国的财政权力实际上已经开始部分向欧盟层面转移。德国作为主要债权国，希望自己的救助款不会打水漂，主张实施严格的欧盟财经规制，默克尔还曾希望制订规则，如果某个成员国借债过多，就剥夺该国政府在欧盟内的投票权，在遭到法国及大多数欧盟成员国的反对后才作罢。

　　四是打击金融投机，加强金融监管。欧盟国家对华尔街对冲基金引发金融危机深恶痛绝，认为应当整顿国际金融秩序，强化对对冲基金的管理，限制金融投机行为。2009年欧盟即支持对金融业薪酬安排加以限制，以杜绝金融机构高管不顾风险的逐利行为。法国总统萨科齐要求法国的银行对其下属交易员实施奖金限令，并规定不实施此项限令的金融机构今后将得不到政府的援助。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呼吁要限制金融机构的规模，并对金融业无节制发放奖金表示质疑。英国首相布朗承诺，作为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的一部分，也将对金融业薪酬过度问题采取严厉措施。欧盟各国统一对外发出自己的声音，要求美国注意自己的金融政策，希望美国也能在限制金融业薪酬问题上向前迈进，“从而保证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总起来看，欧盟应对债务危机的举措长短结合，比较及时，有效地避免了债务危机的蔓延，对新的债务危机爆发点，如西班牙和意大利，都做了相对充分的准备。欧盟与其成员国也意识到走出债务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增强各国的经济竞争力，2010年欧盟提出“2020战略”，力图发展以知识和创新为主的智能经济，并通过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来增强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实现“2020战略”，才是欧洲摆脱债务危机困扰的根本解决之道。(摄影  常枫)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