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发芾

　　日前财政部公布了《2011年6月份公共财政收支情况》，数据显示，上半年累计，全国税收收入50028.43亿元，同比增长29.6%。

　　近十年来，中国税收增长的幅度大致以GDP的两倍甚至三倍的速度增加，这个持续的增幅让许多人无法理解。财政部门给出了不少解释，比如经济发展的带动，出口的带动，物价上涨的带动，等等。这都是造成税收大幅度增长的原因，不过，这些理由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很重要但未引起人们重视，就是随着金税工程的实施，税收信息化计算机化的进展，使得税收征管力度大为增强，征管能力持续强化，偷税漏税变得更加不易，税收征收率持续增加。征收率的持续提高，与其他因素叠加起来，带来长达十余年税收增幅远超GDP增幅的繁荣景象。

　　税收征收率，表示的是税务部门实际征收的税收金额，占纳税人应该缴纳的税金的百分比。人们知道，虽然税收是国家强制征收的，偷税漏税被《刑法》列为犯罪，偷漏税如被查出，会面临颇重的处罚，严重的会被处以死刑，但是，由于税法的漏洞，也由于征管手段的限制，税务部门要真正做到应收尽收，是完全不可能的。

　　面临大量的偷逃税行为，国家会怎么办呢？其实，国家也往往会采取欺软怕硬的办法，通过加大老老实实纳税的纳税人的负担，弥补税收的损失。在古代，老百姓如果遇到重税徭役，瘟疫天灾之类，无法活下去了，就会逃亡他乡，逃避纳税服役。国家抓不到逃亡者，就会把逃亡者的税负，强加给未逃亡的邻居乡亲，让他们代替逃亡者纳税服役。这种做法叫做“摊逃”。“摊逃”加重了未逃亡者的税负，这种压迫往往促使更多的人逃走。显然，“摊逃”的做法既不仁慈也不有效，政府通过“摊逃”惩罚了诚实纳税的人，造成了更多的逃税者。

　　现代社会不会再用“摊逃”的办法解决逃税，但是，国家为解决偷漏税而采取的措施，本质上与“摊逃”异曲同工。古代“摊逃”是国家在征税过程中实行的措施，而现在国家则往往在税收立法的时候，就把偷税漏税的损失预先考虑进去，制定更高的税率，以弥补税收的损失。目前我国税收制度是1994年税改奠定的，而那次税改的时候，在税率的确定方面，就考虑到了征收率不高的问题。

　　按照1994年税改时的估计，当时我国的税收征收率不过50%，就是说，通过实际征收而入库的税收，可能仅仅是按照税法规定应该征缴的一半。虽然有一半的税收收不上来，但是国家的收入总额并不能缩减，总收入仍然要保持不变。为了弥补漏洞，国家就制定了更高的税率。那时增值税的高档税率计划是16%，最后确定为17%，而且是生产型增值税，如果换算成国际上普遍采用的消费型增值税，税率应该在23%，这个水平在全世界排第六位；个人所得税的累进制税率最高达到45%，这个税率几乎全球最高；企业所得税虽然2008年1月1日起从33%调减至25%，但这个税率仍要比周边国家高出很多。国家通过在税收立法时预先制定高税率，来弥补低征收率造成的损失。显然，这是一种更加普遍的“摊逃”，将所有逃税者带来的损失，摊派到所有诚实纳税的人的头上。

　　税收是国家加于人民的一项负担，这种负担必须公平。有人负担，有人偷漏，就在纳税人之间造成不公，这是第一重不正义。而为了弥补损失，国家又提高税率，给诚实纳税的人增加负担，这是二重不正义。因此，通过加强征管而提高征收率，当然是正确的事情。随着金税工程的实施，征税实现了信息化计算机化，税收的征税率也随之大大提高，金税工程的目标是要在2008年达到75%~80%的征收率。虽然我查不到最近全国征收率的准确数字，但是考虑到政府对于征税的积极性迫切性，或许现在的征收率已经超过了这个目标。而从一些地方税收的资料看，由于征收手段的改进和征管力度的加大，征收率都在持续提高，不少地方的征收率都超过了80%，向发达国家的水平逼近。

　　当初设计的高税率就是为了弥补低征收率的，现在征收率上去了，税率就应该降下来。如果征收率上去了，高税率却维持不变，那么，在政府和纳税人之间又形成一个更大的不公平：政府通过高税率获得了巨额的超过必要数量的税收，在没有宪政制约的情况下，为行政开支大开方便之门，为“三公”消费大开方便之门，为奢侈腐败大开方便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