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教授苏勇:重构商业伦理需要长期努力

　　刘琼

　　“吃肉怕激素，吃菜怕毒素，喝饮料怕色素，吃奶粉怕性早熟，吃什么都怕塑化剂。”在历经了三聚氰胺、瘦肉精、塑化剂等食品安全风波后，不少民众有上述担忧。

　　不过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苏勇看来，不仅仅只是用商业伦理的缺失来认识上述行为。比如三鹿奶粉事件就不只是商业伦理的问题，而是触及了法律的底线。

　　“从整个社会来讲，商业伦理的重构不是一劳永逸的过程，需要长期的努力，逐渐逼近目标。”苏勇说。

　　衡量组织的三层面

　　他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衡量组织的行为，应该从三个层面，首先就是法律层面的最低杠杆，无论是在社会还是在组织中，这是一个极限或者底线。

　　然而一个社会或一个组织要发展，仅有法律这样一种杠杆是不够的。因为法律的约束有时并不能无所不包，而且往往都有滞后效应。在社会管理中，只有当某种社会现象具备普遍性以后，才会出台相关法律对这些现象加以规范和制约。比如康菲石油泄漏事件中，中国的法律要求对此赔偿30万元，这样的惩罚无关痛痒，相关部门才意识到相关的法律也是应该随之调整。

　　法律往上一个层面就是商业伦理杠杆。正如亚当·斯密所说，当你的行为不太有把握的时候，问一问你的良心就可以得出结论。在企业组织层面，商业伦理杠杆维持了一个社会的良好运行，引导社会向好和善的方向发展。当然，商业伦理也有其局限性，因为它不能够对企业形成硬约束，但这并不否定商业伦理对每个企业的行为所产生的有效影响。

　　更上一层是理想信念的杠杆，即企业的一种使命，现在比较流行的讲法叫“愿景”，也就是企业所追求的目标。企业应该从最低标准的法律约束逐步培养追求理想、信念、使命感这样的最高标准。

　　商业伦理失衡三状

　　种种恶性食品安全、污染、员工权益无法保障等事件后，社会亟待的企业界商业伦理重构的呼声越来越高。综合大多数研究学者的观点，苏勇教授认为商业伦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构建内部管理的道德准则，包括处理人际关系、员工关系方面的行为准则，二是指企业对外经营和公共关系建立中的伦理规范，三是企业家本人的道德修养和伦理准则。“企业对外经营和公共关系建立中的伦理规范无疑是最重要的部分，却有时无法量化。”

　　中国商业伦理缺失的现状，苏勇教授认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就是缺乏诚信。在产品的质量上弄虚作假或者以次充好。沃尔玛假冒的“绿色猪肉”等事件就是如此。企业信用的缺失，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增加企业的交易成本，而商业信用问题主要是企业领导人的问题。

　　其次是缺少契约精神。“店大欺客”、“客大欺店”的事件也时有发生。比如最近的淘宝商城事件，就有评论认为，淘宝就是利用自身的垄断地位，随意改变游戏规则，没有顾及合作伙伴的利益。

　　第三是不尊重商场的规则。虽然有人把商场比作战场，但是商场与战场大相径庭的是，战场要置之于死地，但商场竞争的双方完全可以协同发展，而且如同麦当劳与肯德基、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同行的相互竞争可以把蛋糕做大，在现在和未来的市场开拓新的领域，所以根本无需用上“三十六计”，尔虞我诈。360和腾讯之争，蒙牛和伊利之争两败俱伤就是例子。

　　“现代企业竞争的最高境界是共赢。”苏勇说，如果企业彼此之间只讲恶性竞争而不讲合作，那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市场经济中的交易成本，进而形成恶性循环，对整个社会带来不良后果。

　　重构不是一劳永逸

　　那么怎样重构商业伦理，这又需要多久的历程呢？

　　“从整个社会来讲，商业伦理的重构不是一劳永逸的过程，需要长期的努力，逐渐逼近目标。”苏勇说，即使是美国、欧洲的一些国家，法律制度比较严格、社会各方面对企业制约较多，企业诚信文化及信用机制较完善，整体社会伦理素质较高的情况下，也有一些诸如安然事件、华尔街丑闻等出现。

　　而在中国亦是如此，中国古代从商，就讲究“义”与“利”的结合。

　　在从传统伦理思想的基础上，重构现代商业伦理，苏勇认为，最重要的是地方政府部门要放弃GDP至上的观点，很多时候企业在违背商业伦理的行为时，有些地方政府部门从招商引资、税收贡献等角度出发，纵容了企业的行为，让某些企业肆无忌惮。

　　当然，企业家自身的素质和意识也非常重要。在美国等许多西方国家企业通过企业伦理内部制度化的方式规范自己的行为。其首要工作就是制定企业道德行为规范，也就是企业在日常业务活动中当道德价值观和经营业务发生冲突时应遵循的基本方针。美国很多优秀企业都有成文的伦理准则来规范员工的行为。在中国，也有万科、华为等公司制定了职工、商业行为准则。

　　此外，社会、媒体的外部监督，公众、学校的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美国耐克在使用童工后就有社会团体和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号召抵制其产品。苏勇认为，随着社会公民素质的提高，中国也会形成整个社会关注并且共建商业伦理的氛围。摄影记者/任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