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债危机启示录：养老金制度改革清单待明

　　王羚

　　来自黑龙江的酒店维修工张志伟向记者展示了他上个月的工资单：当月收入2400元，养老保险扣费128元。张志伟对于将来每月能拿到多少养老金基本没有概念，他更不知道，自己所在的企业为了少交养老保险而采取了大大低于政府规定的缴费标准。

　　像张志伟遇到的这种情况并不鲜见。“有的公司把工资分成两部分，只把其中一部分计作缴费基数，可以说百分之七八十的企业都没有按照国家的规定来缴纳养老保险。”在一家文化公司任人力资源经理的吴强(化名)告诉《第一财经日报》。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社保学者李珍多次在调研中发现这一状况。她忧心忡忡地表示，这种现象的泛滥将会导致部分人群养老金替代率的超低，从而导致养老金制度的部分失效。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认为，这将导致实际的养老金替代率计算失实，从而使得老龄化成本成为一本糊涂账，难以测算清楚。而算清楚老龄化成本，对于据实应对，及时调改现行养老金制度，避免欧债危机的前车之鉴非常关键。

　　老龄化成本：到底有多高？

　　缴费基数不实只是中国养老金制度面临诸多问题中的一个。而所有的问题都面临同一个背景：中国正在加速进入老龄化，中国养老金也正在面临着日益巨大的支付压力。

　　郑秉文提出，欧债危机背后的一个重要推手就是养老金。中国应当从希腊、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教训中警醒，必须认识到将老龄化成本引入到财政评估体系的必要性，并且尽快将调改养老保险制度的措施落实到位，以避免在未来陷入被动。

　　老龄化成本作为任何一个现代社会都无法回避并且日益凸显的挑战正在引起更多国家和研究人员的关注。所谓老龄化成本，广义地说，是指一个国家在进入老龄化之后必然要经历的三个潜在风险，即经济增长减缓、财政收入减少、公共支出增加。这三者叠加，共同成为主权国家财政恶化和主权债务攀高的潜在因素。

　　郑秉文分析称，受欧债危机冲击最大的希腊，其正在执行的改革经济、整顿财政、削减福利实际就是应对“老龄化成本”广义含义的一揽子改革方案。

　　而从狭义概念来说，老龄化带来的最主要成本直接表现在养老金支出和医疗保障支出的规模上，尤其是养老金支出，已经成为构成老龄化成本的直接财务成本。

　　郑秉文认为，欧洲尤其是希腊的养老金体系存在替代率过高、待遇率严重失衡、养老金财富总值超出支付能力等问题，这提升了老龄化的财务成本，从而推动欧债危机的发生。

　　面对已经发生的危机，中国可以从中学习到什么？郑秉文指出，中国养老金制度中存在参数不合理、缺乏个人激励设计、市场激励因素弱化、再分配因素失衡等潜在的财务风险，需尽快加以改革，防患于未然，使得中国养老金能够远离财务危机。

　　中国的养老保险采取统账结合的制度，即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但是由于统筹部分比重较大，个人账户绝大部分是空账，因此在分析其财务状况时，可将之近似为DB型(待遇确定型，defined benifits)现收现付制。

　　现收现付型制度的最大弱点是对人口变化的冲击非常敏感。决定现收现付制度财务状况有三个参数，替代率、缴费率和赡养率。任何一个参数发生变化，都会造成制度的财务失衡甚至破产。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2010年中国男性预期寿命是71.1岁，女性为74.5岁。从全球来看，人类预期寿命仍在延长。郑秉文说，寿命预期延长意味着赡养率出现变化，这个时候，如果制度不改革，就只有两条路走：一是通过政府的转移支付给予补贴，二是调整制度参数让其恢复自我平衡的功能。

　　目前来看，中国政府采取了第一条路。郑秉文算了这样一笔账：2010年的养老保险收支余额如果剔除财政补贴的1954亿元，其结余仅为600多亿元，也就是说，2010年的补贴如果维持2008年1437亿的水平，2010年的余额就是零。这足以给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敲响一记警钟。

　　李珍也对这一现象表示担忧。她介绍称，许多国家的养老保险制度精算做得很好，每年根据制度做出未来75年的预测，一旦发现可能在某个年份出现收支不平衡，就要及时调整参数，使之平衡。但是中国养老保险许多方面的精算很不到位，还不清楚未来的资产负债表是什么状态。

　　“制度本身不变革，只是靠财政补贴或者社保基金来支持，前景是难以乐观的。简单一句话，政府埋单可能并不能解决未来的问题。”李珍表示。

　　出路：调参数 改结构

　　李珍今年初完成了国家“211”工程项目《基于保障水平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分析和评估》。这个课题得出一个让人担忧的结论——尽管目前养老金的实际替代率已经非常低，以至于退休群体已经成为最低收入人群，但养老金依然面临巨大的支付压力，这就暴露了现行养老保险制度不可持续的弊端。

　　既然不可持续，改革是必然的。如何改？结合欧美等国在养老保险制度上的经验教训，郑秉文提出，改革方向明确，战略性的选择应以美国模式为重要基准，战术性的部署应以欧洲模式为近期参照。

　　结合国内国际现实，社保学者普遍认可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六字方向，即“调参数，改结构”。

　　现行制度框架内，要调参数，面临三个选择——下调替代率、上调缴费率、通过提高退休年龄来人为调节赡养率。

　　李珍还分析说，对中国现实来讲，前两条路基本已经堵死了。替代率已经极低，福利水平没有下降的空间了，缴费水平的调整空间也已经非常小，唯一可行的就是提高退休年龄。

　　截至2010年底，所有欧洲发达国家的退休年龄都在61岁以上，英国、德国、西班牙、瑞典等绝大多数国家是65岁，执行67岁退休这个最高规定的国家有两个——冰岛和挪威。未来计划继续提高退休年龄的国家有11个，包括英国、丹麦等国。

　　与之对比，中国的退休年龄太低。根据现行规定，中国男性的退休年龄为60岁，女性为50岁(女干部为55岁)。李珍认为，政府应该尽快决策，提高退休年龄，来缓解养老金支付压力。

　　郑秉文则提醒，目前增加养老金支付压力的另一个因素是严重的提前退休现象，有关部门必须严格监控，并且加以规范。

　　据他推算，截止到2010年，在制度内离退休人员总数6305万中，提前退休的就有数百万人之多。

　　而之所以有这么多人提前退休，一个重要的负激励因素在于中国最低缴费年限只有15年。而OECD国家的最低缴费年限参照系是41年。

　　据此，郑秉文提出，适当延长缴费期限也是调参数的具体举措之一，这项工作同样是非常急迫的。

　　仅调整参数能否有效减轻中国养老金支付的压力，提升养老金制度的有效性？社保专家认为，调参数的同时，应对养老保险制度进行结构调整，以增加其可持续性。

　　郑秉文建议，中国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大力发展职业年金制度，以此作为基本养老金的重要补充，这也是稀释老龄化成本的途径之一。

　　据统计，美国2007年自愿型私人养老金资产总额为10.3万亿美元，占当年13.8万亿美元GDP的73.9%，参与人数为1.43亿人，参与率为61%。发达的职业年金为弥补美国公共养老金低下的替代率和待遇率做出了贡献。

　　与美国相比，作为中国养老保障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尚属初级阶段，而且发展非常缓慢。截止到2010年底，参加企业年金的职工人数仅为1335万人，其经济活动人口参与率刚刚超过1%，基金累计结存2809亿元，占GDP比重也不到1%。

　　郑秉文认为，企业年金应该真正成为分散基本养老保险风险的一个补充保险制度，推动中国逐步建立起多层次和多支柱的养老保障框架。

　　一个判断被许多社保学者证实：中国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中，个人账户已经失灵。李珍通过精算得出结论，在中国人口和经济环境下，个人账户制度比现收现付制度更昂贵，而且无法提供预期的保障水平。

　　为此她建议，应该尽快分离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将个人账户做成第三支柱，即自愿的储蓄保险。

　　尽管社保专家通过多种途径就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提出了诸多建议。但从目前的进展来看，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步伐还相当缓慢，即使是被认为最为简单可行的提高退休年龄，除了上海低调进行的柔性退休年龄试点外，几乎没有多少动作。

　　根据今年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1.78亿人，占比13.26%，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中国人口的老龄化正在持续进行。

　　“从长期来看，中国人口的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养老金支付的压力越来越重，这是个不可逆的过程。必须尽快对(养老保险)政策做出调整，否则难度会越来越大。”李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