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历史有意义吗

　　吴晓波

　　一切皆有法，应作如是观，作者、读者及作品三事，皆空不可得。在我的一生中，这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午后。

　　这是一个平凡而宁静的江南午后，高窗之下，大运河一如往昔地无言流淌，前不见来源，后不见去途。此刻，在我的周遭，有的只是善意的沉默，没有思想，没有问题，甚至，没有历史。就这样，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日子里，我结束了长达8年之久的漫长创作，一时间，手足无？措。

　　在整个创作的过程中，关于历史的叙述和追问，从来挟带着我对自己所处这个时代的期望、不安和恐惧。

　　中国的工商文明为什么早慧而晚熟？中国的商人阶层在社会进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中国的政商关系为何如此僵硬而对立？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最终将以怎样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国特色”与普世规律之间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间？我所有的写作都是为了一一回答这些事关当代的问题。现在看来，它们有的已部分找到了答案，有的则还在大雾中徘徊。

　　我想起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中提出过的一个严肃问题—“历史有意义吗？”

　　所谓的历史，看上去是一些坚硬的存在，作为后来的研究者无非从众多的线索中寻找一切发生的“因缘”，然后以一定之逻辑，组合为自成体系的“结果”。悲剧性的可能有两种：第一，研究者错结“因缘”，得出荒诞不经的“结果”；第二，学习者自结“因缘”，得出超出研究者初衷的“结果”。

　　这两个常常发生的悲剧，对研究者都是残酷的惩罚，并最终得出“历史没有意义”的浩叹。提出这个问题的波普尔看来对此有很清醒的认识，他因而自问自答说：“我主张历史没有意义。但这个主张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为历史所做的一切显得束手无策，或我们必须把它当作一种残忍的玩笑来看待……尽管历史没有目的，但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目的赋予其上，而且，尽管历史没有意义，但我们能够给予它以意义。”

　　波普尔式的无力感，以及因此促生出的理性顽固，至今让我痴迷而不能自拔。

　　从2004年的秋天开始，我的大半时光沉浸在企业史的创作之中。也就在这些年里，中国经济持续超过了德国、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同时，种种的社会矛盾又让每个阶层的人们都有莫名的焦虑感和“受伤感”。物质充足与精神空虚、经济繁华与贫富悬殊、社会重建与利益博弈，这是一个充满了无限希望和矛盾重重的国家，你无法“离开”，你必须直面。

　　如果把当代放入2000余年的历史之中进行考察，你会惊讶地发现，正在发生的一切，竟似曾相遇，每一次经济变法，每一个繁华盛世，每一回改朝换代，都可以进行前后的印证和逻辑推导。我们正穿行在一条“历史的三峡”中，它漫长而曲折，沿途风景壮美，险滩时时出现，过往的经验及教训都投影在我们的行动和抉择之中。

　　在这些年里，我深深感觉到，中国的经济制度变革，若因循旧规，当然不行，而如全盘照搬欧美，恐怕也难以成全。这就好比，旧瓶装不了新酒，可拿别家的新瓶来装，也会让自家的美酒变味，这正是中国改革的难处所在了。能否在传统国情与普世规律之中探寻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史海苍茫，关山似铁，我仅仅是一个旁观者。我想，我已尽力，尽管这是那么的微不足道。我写出了所探寻到的若干事实，它已构成为一种存在，如一件烧制完成的器皿，风雨如晦，独立于一切之外。

　　《佛经》中说，“若布施时，施者、受人及财物三事，皆空不可得。”一切皆有法，应作如是观，作者、读者及作品三事，皆空不可得。

　　在我的一生中，这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午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