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剑：中国经济迎来大拐点

　　王培霖

　　中国为什么能在近30年中获得持续的高增长？令全球瞩目的高投资为什么能够持续？国企为什么能迅速壮大？这些是每一个关心、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都试图要解答的问题。近日，评论人袁剑出版的《大拐点》为理解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个新的范式。

　　袁剑1964年生于湘西，曾在大学任教、曾在商海沉浮，一直以亲历者的视角，观察、体认和思考中国的转型。本报特就读者关心的若干话题，对袁剑进行了专访。

　　第一财经日报：《大拐点》一书，主要想表达什么内容？

　　袁剑：大致分两部分，一是解释了十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二是对2009年以来中国经济问题的探讨，结论指向增长动力日趋衰竭、大拐点可能到来。

　　从1978年开始延续至今的中国经济增长，主要受到了两个基本因素的推动：一个是内部的市场化改革；另外一个是全球市场体系在最近三十年的急速扩张。这两个因素相互接续，相互作用，共同造就了中国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从最近三十年全球经济的发展历史观察，凡是具备上述两项基本因素的新兴大国经济体，都出现了与中国类似的高速增长。

　　如果没有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全球体系的迅猛扩张，中国内部市场化所释放的能量很有可能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就已用尽。有相当多的证据证明，中国在新千年之后的经济增长大部分是由体系扩张推动的。这一动力转换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中国加入WTO。

　　日报：“国进民退”的格局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和忧虑。

　　袁剑：我觉得“国—民”两分法可能已经过时。民营企业并不是一般人印象中那么单纯，更没有很多学者眼中所期待的那种意识形态色彩，很多参与了我所说的“分利集团”。而国有企业根本的问题也不全是产权问题，法国、德国很多国有企业搞得很好。国企的问题是缺乏外部监督，以及非公平竞争的市场地位等。

　　很多民营企业所得到的优惠，有时并不少于国有企业，有些甚至成了“官商企业”。因此，应该从新的政治经济学维度去考察企业的性质，“国进民退”这个概念，会有误导性。

　　日报：在你看来，中国已经不太可能持续高速增长，下一步中国经济走势将会如何？

　　袁剑：我在书里预测了中国经济未来的四个趋势：增速降低、成本上升、通胀加速以及利率攀升。

　　增速降低就是我所说的大拐点的开始。中国经济将会进入长期的低增长时代。在美国次贷危机之前，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重大调整的明确迹象。其中寓意最为深刻的信号是：中国在2008年发生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最高纪录的通货膨胀。这说明，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早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达到极限。

　　成本上升是底线反弹，被人为压低的各种成本，已经到了最底线。

　　通胀已经在发生。我认为，从国内严重的货币超发以及历史性成本抬升角度看，通胀将成为中国一种长期的慢性疾病。而这两者将会迫使利率长期上升，实际上中国金融系统目前已经是明显的利率双轨制格局。

　　日报：这些趋势会对企业造成什么影响？

　　袁剑：虽然不能否认中国企业的生产率在不断提升，但中国大部分企业的主要盈利模式仍然是低成本优势。然而，一面是经济增速的下降，另一面是不断攀升的各种成本、通货膨胀及资金成本(利率上升)，对中国许多企业盈利能力所构成的打击将是摧毁性的。

　　对于这些企业来说，这不是短期的流动性危机，而是由于盈利能力被摧毁而导致的危机。短期的流动性危机，可以通过中央银行释放流动性而获得舒缓。但盈利能力被摧毁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形。这不是宽松货币政策能够拯救的。

　　日报：城镇化、扩大内需，以及政府力推的创新驱动、发展新兴产业、转型升级等举措，会不会消化中国经济的上述难题，形成新的增长动力？

　　袁剑：不确定性很大，也非常艰难。技术革命不是线性的，新兴产业要有好运气。

　　中国经济的体量已经非常大，这些因素所提供的边际效果未必明显。任何一种发展都会有路径依赖，目前中国必须保持GDP的高速增长。转型还面临高昂的成本，并需要外部环境好运气的配合。搞过企业的都知道，转型会有多么艰难。

　　总体来说，世界和中国正处于模式切换过程中，其间必然会有断档，有个痛苦的调整期。

　　日报：眼下的形势是否正在印证大拐点来临？

　　袁剑：4月份突然直降的数据让很多人跌碎了眼镜，这其实一点都不奇怪。我一直认为，自金融危机开始，全球经济的增长基础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导致经济稳定性以及可预测性变得越来越差。至于“大拐点”是不是就此开始了，那要看对谁。对投资者来说，恐怕还要看，毕竟一个月的数据说明不了太多。但对执政者来说，几乎是肯定的，因为他们负责的是更长期的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