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班本身并不重要

　　受访者：，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家族企业研究所副所长

　　■中国制造业的利润现在非常低，所以企业主们希望孩子从事金融行业，在上海搞进出口，或者说从事公务员工作。而接班本身并不是太过于重要。

　　■真正家族企业，实际上掌门人在60岁左右。中国企业家非常勤奋，对自己的身体非常有自信。另外就是护犊子，他们自己就在那里撑着，先不让孩子去参与。

　　■有的企业的接班人做不了总经理，那你可以做市场，但报表你必须看得懂。要懂得如何管理总经理或是职业经理人。

　　■很多独生子女不愿意，或者说没兴趣接班。他们有更多自己的看法，因此接班的方向和方法也需要调整。

　　《新金融观察》：相比较大型企业，中小型企业的接班力度或者进程其实并不是很好，这是否和经济状况也有关系？

　　朱建安：刘永好的女儿刘畅，我们一直在关注；另外方太集团的接班，这些是在业内做得比较大的企业。 有一些中小型企业不是马上希望自己的子女来接班，因为现在中国制造业的利润非常低，所以他们希望孩子从事金融行业，在上海搞进出口，或者说从事公务员工作。而接班本身并不是太过于重要。

　　《新金融观察》：在传承的过程中，实际上也需要一段时间吧？

　　朱建安：是的。浙江有很多的传承，比如楼忠福有两个儿子，娄明和另外一个小儿子。这两个孩子很早就在公司里做，而十年后，娄明才被扶正，小儿子也不提了，也就是说，他有一个筛选的过程。

　　《新金融观察》：除了经济方面，浙大城市学院的创业班是否也在为这些没有接班的“二代”进行服务？

　　朱建安：这些真正的家族企业，实际上掌门人在60岁左右。中国企业家非常勤奋，对自己的身体非常有自信。另外就是护犊子，他们自己就在那里撑着，先不让孩子去参与。所以这个创业班，我们叫做少帅班，学费比较高，又来了很多家族企业子女，其比重有20%，江浙地区的非常多，当时成立的初衷就是为整个浙江和中国家族企业提供研究。

　　《新金融观察》：晋商、浙商、闽商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不同的问题，这里包括文化上、社会环境上，他们的一些区别在什么地方？

　　朱建安：晋商、浙商、闽商在发展的过程中，都受到其自身文化的牵制。晋商和徽商，实际上都相对没落了，现在说浙商，浙商在开始考虑这种传承。比如我生了女儿怎么办？他们要面对这些问题，这些也都是晋商等商派曾经面对过的。 

　　另外晋商原先都是从事传统的金融行业，比如票号、商号，全国连锁。现在浙商在做制造业。 这其中，晋商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有掌柜和东家。因此100多年前，晋商已经有了两权分离，并且有制度去约束职业经理人。

　　这一点，实际上浙商到目前也很难做到，主要也是浙商文化中的信任问题。

　　《新金融观察》：这些商派的民营企业在现在来看，是否还依赖家族的支持？

　　朱建安：应该来说创业初期，会非常依赖自己的家族，以信赖为基础。后来很多企业做大了，不可能面面俱到，就必须交给职业经理人或者很信任的老友。小的企业无所谓，但实际上，也可以交给职业经理人去打理，但现在国内的职业经理人在法律上的约束还有待加强。 

　　《新金融观察》：但实际上引入职业经理人的中小企业并不是很多。

　　朱建安：实际上，不仅仅是要引入职业经理人，比如有的企业的接班人做不了总经理，那你可以做市场，但报表你必须看得懂。要懂得如何管理总经理或是职业经理人。

　　中国的小企业实际上和意大利一样，都是作坊型企业。但中国没有欧美的那种信任体制。比如欧美这些国家做信托责任，都是有法律规定的；比如日本，经理人就会认为我就是服务这个公司。如果我做不好，我就会自动下台，包括他们的首相。

　　这是一个文化的问题，也说明国内的职业经理人素质要普遍提高。

　　《新金融观察》：有数据显示，一些企业，不想引入职业经理人，子女又不想接班，这种情况其实不在少数，那企业的生存又如何继续下去？

　　朱建安：现在有大的托管基金，投资公司在做财富的托管。比如南存辉的“败家子基金”，我把这个股份不让给董事长，让给大的机构、保险公司，他们有专门的团队，都是顶尖的职业经理人，托管的目的，是由这个团队来监管总经理。现在这个市场也慢慢大起来。

　　而实际上，很多独生子女不愿意或者说没兴趣接班。他们有更多自己的看法，因此接班的方向和方法也需要调整。比如从国外留学回来后对实体制造就不感兴趣，他们可能喜欢艺术、IT，或者更加刺激的东西，那这种接班就可以考虑让给托管基金，再拿出一笔钱来给子女创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