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36条”颁布已周年，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铁路、能源和市政公用事业领域仍步履维艰。但是，“新36条”毕竟预示着新的机遇。

　　文︱《小康·财智》记者 刘彦华 罗天昊 范颖华 吴洁 

　　三大因素制约“新36条”

　　“新36条”，在政策层面上，都给予了民营经济很大的空间，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一年以来，却一直被悬在半空中，难以落实。

　　文|罗天昊

　　春天不来，奈东风何？

　　投资而非消费成为立国之本，垄断势力扩张对于民营企业的挤压，融资渠道的短缺等，如同三座大山，压在民营企业身上，“新36条”难以落实，就根源于这三大制约。

　　投资过高抑制消费

　　在全球发达国家中，无论美国、俄罗斯还是澳大利亚等国，均是内生性大国，即以内需为主导，同时，却发展主要依靠大众消费驱动，而非投资。而中国不然，由于处于后发劣势，中国的崛起过程中，大规模的投资支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全球发达国家，国内消费对于经济的贡献，均达70%以上，而中国还不到40%，差距巨大。

　　日前，国家统计局发表一季度数据，其中，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5.6%，中国历时多年的固定资产投资疯狂增长的势头，仍在蔓延。

　　而在过去的2010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高达278140亿元，增长23.8%， 

　　从2003年至今，固定资产投资年增长均超过20%以上，其中，自2003年至2010年，资产投资增长率分别为26.7%、25.8%、25.7%、24%、24.8%、25.5%、30.1%、23.8%。

　　如计算绝对数据，自2002年以来，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从43202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278140亿元。8年间增长6.4倍，年均增长超过25%。

　　事实上，考究现代国家的高速发展期，我们可以发现，经济的腾飞，确实要经历高投资的阶段，但是，从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和亚洲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看，均未达到中国2002年以来的近十年的高度。日本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十年大约为20世纪60～80年代，固定资产投资率在1961～1971年间为32.6%，1971～1980年间达33.2%；韩国在70到80年代创造“汉江奇迹”的时候，固定资产投资率平均增长也不过7%。

　　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远远高于现代国家的平均水平，作为一种赶超战略，中国在赶超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亦远远超过曾实行赶超战略的日、韩、美、德等国，固定资产投资率和增长率，均为全球历史之冠。

　　高投资的背后，是各级地方政府和中央强力部门大规模的投资“军备竞争”。去年，湖北方面宣布了12万亿投资计划，震动全国。其投资总额，大约相当于湖北当年生产总值的10倍。全国并非湖北一地头脑发热，各个省区纷纷公布了至少高达数个亿的投资计划。在地方债务之外，中央亦有将近5亿的巨额债务。而这些债务，主要集中在一些强力部门，亦主要因为过度投资造成。

　　从2008年的4万亿投资计划至今，各级投资的主要流向，几乎都流向了建筑、钢铁、铁路、公路等基础行业和重工行业，此前几十年，中国一直致力于优先发展轻工业等满足基本需求的行业，经济刺激计划，几乎使改革前期的努力方向发生了逆转。

　　此外，由于投资过度，大量国家财富都成为固定资产，无法进入消费市场。而国家崛起，大众消费的振兴，是必然之路。当年日本崛起，在推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同时，也倡导大众消费。正是由于大众消费的兴起，支撑了日本企业的崛起。而目前，中国社会贫富分化严重，一边是低端消费，一边是奢侈品成为全球第二大市场。而中间的大众消费，则严重缺乏，如此，中国企业只能在低端徘徊，没有足够的利润，无法完成产业升级。特别是在竞争性领域，中国的企业主要以民营企业为主，大众消费市场的振兴，才是中国企业完成飞跃的根基。

　　垄断反弹挤压民营企业空间

　　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基本上有节制地部分退出了竞争性领域，至少在很多行业，都能够看到民营企业的影子。

　　经过国有企业改革之后，中国出现了很多奇特的“半开放行业”，即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同台出现，虽然民营企业在国有企业领域难以造成实质性的竞争，但是，至少还可以有生存空间。

　　半开放行业最典型的，是在航空领域，当年，奥凯，东星等民营航空公司强势崛起，甚至一度让人产生了未来航空“分众”的幻觉。众所周知，分众传媒虽是民营，但是，在移动媒体行业，由于各个国营移动传媒公司的互相不买账，反致使分众传媒可以坐大。当年的东星，也被寄予了成为民营航空巨无霸的厚望。

　　在石油行业，也出现了一些强势的民营企业，如龚家龙的长联，当年曾经盛极一时。在钢铁行业，日照钢铁悄然成长为河北钢铁第一巨头，而在南方的连云港，沙钢则崛起为中国民营钢铁企业的楚翘，就是在全国范围内，与国有巨头比较，亦在前十之列。

　　但是，最近几年来，国有企业在以前退出的领域，又逐步加强了控制，曾经开放的空间，日益封闭。在通信领域，小灵通固然是合约到期，但是，行业竞争由四家恢复到三家，则是不争的事实。在航空领域，东星航空先是被国航收购不成，后兰世立又在争议中被捕入狱，东星就此停航。在钢铁领域，效率远低于日钢的山钢，反兼并了日钢，河北众多的民营钢铁，稍俱规模的几乎被荡平。而在石油产业，随着龚家龙的入狱，其当年倡导的与中石油和中石化抗衡的“第三势力”再也无人敢提，挑战垄断企业的结果，让人顾虑重重。民营石油企业曾多次联名上书国家发改委、商务部，要求允许民营石油企业在原油进口、上游勘探与开采等领域获得相应的权利。但是，这些领域，都被“三桶油”控制着，一直没有开放的迹象。今年以来，由于油价高涨，而石油企业又不能直接去国外拿货，上千家石油企业由此倒闭。

　　对于持续了十几年的垄断行业改革，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经济研究所教授鞠立新则认为，已经陷入了困局。“目前一些垄断行业的改革往往是形改、名改而实不改。例如铁路系统近年来取消了分局制，但其基本的格局和体制机制都未动；一些行业近几年来有一些新进入者，或者一些投资或采购项目实行了招投标，但其中不乏表面作秀的；民航、电信和电力等行业虽然有过多次拆分和企业兼并重组，但大都限于形式或结构上的腾挪变动。”

　　在此情况下，民营企业能够进入的空间，越来越狭窄。钢铁、石油、航空等行业，民营企业被迫退出，而在煤炭行业，当年煤炭价格最低的时候，温州商人应邀去山西投资，等煤炭升值之后，煤炭行业被大规模兼并重组，处于身份劣势的民营企业，首当其冲。

　　在新36条中，铁路一度成为民营企业可以进入的新行业，2007年，大陆第一条民资参建的铁路——浙江衢常铁路正式通车。但是，在全国100多家合资铁路公司中，国有股东处于绝对控制地位。民营资本所占比重非常小，基本是陪太子读书。 

　　在以前以民营企业为主的竞争性行业，垄断巨头也伸手过来，去年众多央企就突破其主业，全面进军众多行业，如在商品房领域，就有许多央企就成为各地的地王。而在风电行业，国家组织的几次招标中，民营企业全部败北，最后全部是国有企业中标。

　　中国投资协会副会长张汉亚曾经说过，目前中国的垄断行业中，民营资本进入的比重不超过20%。在全社会80多个行业中，允许国有资本进入的有72种，而允许民营资本进入的只有41种。在进入领域，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严重不对等。

　　未来，要扩展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不仅需要开放更多行业，而且更需要对于一些竞争性行业，限制国有企业进入。如在地产行业，央企搞地产的合理性就被广泛质疑。在未来，应该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在非战略性、安全性领域，逐步实现国有企业的彻底退出，将机会留给完全竞争的民营企业。

　　平底鞋难比高跟鞋

　　今年新年时，在第八届中国民营企业峰会上，浙江工商局长郑宇民与央视主持人对话，当时，央视主持人要求他起来说话，他不起来，还风趣地说，你是央视的，代表的是国有企业，穿高跟鞋，我穿平底鞋，代表的是民营企业，这样说话不公平，所以要坐着。民营企业，应该与国有企业平起平坐。

　　但是，现实中，国有企业穿高跟鞋、民营企业穿平底鞋的不公平竞争，几乎随处可见。

　　最典型的表现，除了在竞争中本事不公平外，更有在起点和出身上的巨大差别。

　　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几乎都难以获得来自政府和银行的支持。民营经济对中国经济的贡献达到50%以上，但是，民营经济获得的贷款，占比却不到5%，大量的银行贷款流进了国有企业。

　　在本次危机中，很多行业的国有企业亏损，而民营企业则相对运营良好，但是，最后，政府和银行出手相帮的，往往是国有企业，而民营企业只能自生自灭，甚至被挤压。如在航空领域，国航在2009年巨亏，而同时的奥凯、东星，只是微亏乃至稍有赢利，但是，当年国航却被注入巨资，东星则因为资金链断裂而破产。

　　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无法获得政府和银行支持的中小企业，主要通行民间借贷的融资方式。但是，地下金融在中国处于政策的灰色地带，很容易出问题。由于金融的垄断，地下金融模式，挑战了国有银行的威权，往往容易受到打压。吴英案发之后，有关方面不顾各个方面的呼吁，坚持判死刑，非要将其置于死地，就是怕各地有样学样，打破国有银行的控制。

　　在地下金融模式被堵死之后，“尤努斯模式”曾经一度被寄予厚望。在浙江，也诞生了一家被称为“中国的尤努斯”的银行，即浙江台州的泰隆商业银行。

　　这家银行可以说是在浙江应时而生。在泰隆商业银行成立的28年中，其95%以上的贷款，都是用于中小企业融资， 8万家客户，遍布浙江各地的中小企业，在此过程中，泰隆商业银行扮演了及时雨的角色，滋润了很多中小企业的生存、成长。

　　但是，由于政策所限，泰隆商业银行只能进行审慎的扩张，目前，仅在杭州、金华、丽水、上海等长三角部分区域开设有分支机构，暂时还未能走向全国。同时，在目前中国的金融管制之下，也难以有更多的民营银行存在。泰隆诞生在浙江，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幸运，浙江相对而言，对于经济管制比较宽容，如果泰隆在其它省市，能否出生，成长，都未可知。

　　相对中小企业的融资难，国有企业则出手阔绰，几乎从不缺点。中石化上千万的天价灯，曾引起了举国哗然。而100多家央企中，竟然有78家从事地产，在很多地产企业资金短缺的时候，央企却频频成为地王，甚至在2010年的3月15日，央企中信和远洋竟然分别成为单项和总价的双料地王。很多央企喊苦叫穷，国家大量财政拨款和银行贷款，都落入其腰包，在此情况下，挟巨资与民营企业竞争，正是典型的一个穿高跟鞋，一个穿平底鞋。

　　而高跟鞋与平底鞋的状况不改变，“新36条”，将会依然是空中楼阁。

　　黄孟复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 

　　“新36条” 的战略性意义

　　凡是民营企业可以做的，就让民营企业做；凡是民营企业不能做、做不好的，让国有企业去做。这些问题是投资转型的重要方面，必须取得共识。

　　在“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的发展仍然还需要靠投资作为主动力。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中国经济结构要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要发生变化。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把经济发展主动力从外需转到内需上来。我们知道内需分投资和消费两大部分。从现在的实际情况来看，我认为消费在“十二五”期间还不足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在“十二五”期间既要保持经济发展，又要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投资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通过保持投资适度增长和促进消费来推动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将是“十二五”期间必须要面临的一个问题。所以这就是我的第一个观点：投资的重要性。

　　第二个观点就是经济要转型，首先必须投资要转型。过去的30年里，我们是全球投资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是我们的投资在过去主要是投在生产、加工型的领域，投资在产能上。所以中国的产品非常丰富，我们的投资在产能方面的巨大力量是全世界都能感觉到的。

　　但是，“十二五”期间必须要转型。投资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是相互配合的。投资转型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投资方向的结构调整，将更多的资本转向高技术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环保低碳产业等新型战略产业，对此大家已经基本上形成共识。

　　投资转型的另外一个方面是投资主体的结构调整，就是谁来投资的问题。投资主体无非是国家和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三大块。这三大块如何把握，对“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非常重要。我认为国有企业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要集中体现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控制力，逐步退出竞争性领域。但现在一些人对这个问题还有争论，有不同意见。认为既然国有企业在竞争性领域内取得好成绩，为什么要退出？为什么竞争性领域的利润只能让民营企业获得，而不能让国有企业来获得？我们的国有企业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实际上十四大、十五大已经讲得很清楚。它是为了保持我们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力，不在量上，而在控制上。目前，国有企业在各地大量投资进入了竞争行业，这会对经济发展、产业发展产生大的负面影响，也会面临潜在的风险。因此，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关系方面，我的观点是凡是民营企业可以做的，就让民营企业做，凡是民营企业不能做、做不好的，让国有企业去做，这些问题是投资转型的重要方面，必须取得共识。这是我讲的第二个观点，经济结构要调整，投资结构一定要先行。

　　第三个观点就是民间投资新36条，是具有战略性意义的重要决策。新36条应该说经过反复的讨论和论证，甚至进行过激烈的“讨价还价”，最后形成了共识，我认为新36条有几个突出的地方：

　　第一个就是对打破垄断行业有着明确的规定和要求，甚至有了一些突破。比如对村镇银行的设立方面。现在村镇银行寥寥无几，没人搞，大银行搞村镇银行，他们是没有积极性的，而民间想搞村镇银行的单位，他们又成为不了大股东，所以就导致村镇银行起不来。而新36条这次明确规定民间资本可以发起设立村镇银行，这是一个大的突破。 

　　第二个亮点就在于它限制了国有企业的投资。“民间投资36条”对国有企业的投资边界有所界定，并有明确的条文规定，我认为这也是一个突破。应该把有利可图的、能够发挥民间投资积极性的项目让出来，让民间的资本充分进去，引导民间的资本向下沉。民间资本要能够沉到下面去，而不是沉到地下钱庄，要下沉到地表面，大家都看得见的地方。我问过很多的民间企业家最想投什么？他们说最想投的就是银行。又问很多中小企业，你们最希望要什么东西？他们说最希望要的就是资金，但是之间管道不通。所以对民间的投资应该给予宽松的环境。

　　我们的就业问题，老百姓收入的问题，经济增长的动力问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小企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的重要目标是富民，中国作为一个强大国家的雏形已经出现了，但是中国人确实太穷了，所以一定要把富民摆在前面。而富民的难点就在中国大量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发展还面临诸多的困难。

　　目前中小企业面临非常大的压力，如果让我来形容的话，金融危机的时候给中小企业是快刀斩乱麻，现在是慢刀割肉，痛苦不堪，死又死不了，活又很痛苦，这个状况不能持续下去。我们国家的政策应该向下沉。大企业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发展规划，一些大型民营企业在谈到“十二五”都有自己宏大的规划。但是成本的压力，劳动力矛盾的问题缠绕着中小企业尤其是微小企业，导致他们生存发展非常困难。

　　现在老百姓最迫切的问题是增加收入，这是最主要的矛盾。收入谁来给？当然是他在哪个单位上班，哪个单位给，如果这个单位状况还风雨飘摇，怎么给他涨工资呢？因此，国家的政策应该向下沉，给中小企业一个宽松的发展环境。只有中小企业条件改善了，占我们就业60%左右的中小企业的广大员工的收入水平才能提高，我们的富民政策才能落实。

　　所以，我觉得民间投资36条的贯彻落实是具有战略性意义的，一定要统一认识，尽快的落实，这样我们的经济才可以保持平稳较快增长，才可以真正的实现转型升级。 

　　辜胜阻  

　　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民建中央副主席 

　　最重要是给中小企业减税

　　只有通过给微小企业减税，才能让企业有能力加薪。

　　近三年来，在20多个省市600多家中小企业的调查研究过程中，我有一个深刻体会，那就是现在民营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面临的困境可能比2008年还要困难，可概括为“三荒两高”，“三荒”是指人荒(用工荒)、钱荒(融资难)、电荒；两高则是指高成本和高税负。

　　这次人口普查发出了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我们的人口红利已经开始终结。当然这个问题还有争论，也有人说中国人口红利还没有终结。我对中国人口红利的理解有三点：一是“量大”，过去农村富余劳动力是量大，现在无限供给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已经开始呈现局部短缺，甚至是全面短缺。今年用工荒有人质疑是真“荒”还是假“荒”，我看现在是真的在“荒”，不仅沿海在“荒”，内地也在“荒”，不仅技工“荒”，普工也“荒”。“量大”这种局面在改变。二是“便宜”，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农民工工资是城市市民的1/2，有的甚至低到1/4。这种“便宜”的状态，现在发生变化了，农民工也不便宜。用工荒造成了涨薪潮，农民工的薪酬至少涨了20%。三是“好用”，现在也不“好用”。因为新生代的农民工和老一代的农民工完全不一样，对尊重、平等和社会承认有更多的期盼，特别是在择业观上对工作环境、福利待遇及文化生活等有了更高的要求。

　　总的来说，由“量多”、“便宜”、“好用”三点构成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或是正在消失。未来我们要靠什么？我认为主要要靠制度红利来支撑中国经济未来10年、20年、乃至30年实现高速增长。

　　制度红利一靠改革、二靠创新。在改革方面，打破垄断非常重要。去年两家垄断企业的利润超过民营企业500强所有利润的总和，这种高利润并不是好事，是建立在垄断经济而非竞争经济的基础上。所以需要打破垄断，只有打破垄断，才能实现“十二五”提出来的各种所有制企业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等目标。

　　国务院扩大民间投资新36条发布一周年了。新36条最大亮点是破除垄断拓展民资空间，但落实起来太难了！打破垄断一方面要破除“两门”：看得见进不去的“玻璃门”；进去了又被挤出的“弹簧门”；另一方面又要消除“一杠”：上面放，下面望，中间一个“顶门杠”。

　　新36条明确提出允许民资创办金融机构。为什么有关部门不能让民间资金成为合法金融机构来满足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需求，让草根金融机构支持中小草根企业发展呢？当前最重要的改革是打好构建市场经济体制的“淮海战役”——反垄断实现公平竞争，让创业的活力竞相迸发，创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而改革的关键是进行改革的“顶层设计”。顶层设计需坚持“四条原则”：一要“高”，高屋建瓴，自上而下；二要“远”，要有长远战略，少用权宜之计；三要“深”，触及“深水区”，解决深层次矛盾；四要“系统”，注重各环节互动。要成立权威的超越部门的领导协调机构，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推进改革深化。

　　因为现在高物价是多因综合征，除了流动性过剩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成本推动。所以，在很难降低物价的情况下，就必须提高劳动者的承受能力，这就要加薪。

　　中小企业的利润率很低，怎么加薪？这就要减税，化税为薪，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降低企业的税负，特别是微小企业的税负，只有通过减税才能让企业有能力加薪，提高劳动者应对高物价的能力。

　　罗国三  

　　国家发改委投资司副司长、“新36条”主要起草人之一

　　“新36条”落实进展不平衡

　　社会广泛关注的金融、铁路、能源和市政公用事业等重点领域的改革进展，与国务院的要求相比还相对缓慢。

　　文︱罗国三

　　一年前，国务院印发“民间投资36条”，被人们称为“新36条”。所谓“新36条”是相对于2005年“非公经济36条”而言，但实际上这是国务院专门出台的第一份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综合性文件。

　　实施一年来，我们取得了不少成绩，从数据看，去年全年民间投资同比增幅达到32.5%，在全部投资中的占比为61.1%。到了今年第一季度，民间投资同比增幅为31.5%，占比为53.7%。我们注意到增速有所下降，但这可能与货币政策调整有一些关系。

　　我们深知，贯彻落实是社会各界特别是民营企业最关注的问题，因为我们在调研过程中和听取意见的过程中，民营企业家最关心的是好的政策要得到更好的落实。

　　事实上，关于贯彻落实的问题，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印发了一个分解重点工作任务的通知，把36条的政策措施分解为40项重点工作，明确了牵头部门和协办的部门。应该说各地方、各有关部门积极响应，行动也是比较迅速。初步统计，北京、广东、浙江、江苏等11个省份正式发布了实施细则，其他的省份有的是抓紧制定，有的是在程序中，很快也会颁布实施。有关部门的相关工作也在积极开展，将会陆陆续续出台一些具体的政策措施。

　　按照国务院的要求，发改委除了承担统筹协调的重要职责，同时还承担了9项具体工作事项的牵头任务，包括起草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发展医疗事业、清理规范涉企收费、帮助民营企业建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技术开发中心实施细则等。

　　这一年来，发改委高度重视这项工作，有关方面积极推动文件贯彻落实，抓紧出台相关的实施细则。目前，这9项工作，已经完成或者即将完成的有7项，部分完成或者正在完成的有2项。在2010年的11月份，国办转发了发改委、卫生部牵头起草的《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意见》的通知，这个是国务院出台的第一份落实新36条的实施细则，具有标准性的意义。

　　此外，发改委还承担着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做好鼓励民间投资进驻铁路、交通、能源等领域的有关工作，配合银监会做好允许民间资本参与金融机构有关工作，积极创新和灵活运用各种金融工具，加强对民间投资的金融服务。

　　民间投资36条的贯彻落实工作总体推进顺利，但是并不均衡，特别是在一些重要的领域进展相对缓慢。

　　民间投资36条的重点任务就是要消除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存在的障碍，这是最初国务院对这个问题的基本定调，我们在工作当中也感觉到这项工作任务可以说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总体来看，工作进展不平衡，主要是反映在地方进展较快、东部沿海地区较快，有的部门较快，而有的部门则进展较慢，特别是社会广泛关注的金融、铁路、能源和市政公用事业等重点领域的改革进展，与国务院的要求相比还相对缓慢，这也是国办对民间投资36条贯彻落实情况开展部门自查和下一步督查的重要原因。

　　在我们跟国办督查室讨论工作进展情况的时候，有一个共识：落实民间投资36条，特别是在打破垄断方面，地方政府具有贯彻落实的责任，但关键还是在中央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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