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宝桐：浙江板块守望者

　　在过去的十年里，一批批浙江企业义无反顾地站上了资本市场这个大舞台，演绎了一场场“鲤鱼跳龙门”的传奇故事，成就了又一个“浙江现象”。在这场华丽的演出中，王宝桐和他的同事们无疑扮演了重要角色。

　　文 │ 本刊记者  雷全林  王文正    摄│ 鲁统磊

　　10年路，不寻常。

　　新千年的第一个10年，对于历史来说，不过是长河一瞬，但对于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以下简称“浙江证监局”)局长王宝桐和浙江资本市场来说，却都称得上是少有的“黄金10年”：王宝桐，这个来自山东济南的汉子，在浙江度过了他人生中的宝贵10年；而浙江资本市场也同样迎来了跳跃式发展的黄金时期。

　　10年，弹指一挥间。在这里，王宝桐和他的同事们见证了浙江上市公司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创造出的诸多“第一”：A股第一家全部由自然人持股的上市公司腾达建设；A股第一只真正意义上的网络股生意宝；中小板第一股新和成；中小板第一只房地产股广宇集团；A股第一只影视股华谊兄弟；A股第一只旅游演艺股宋城股份……

　　在过去的10年里，浙江IPO数量平均占到全国的12%；截至今年6月底，境内上市公司总数已达到204家，占全国的比重也由原来的5%提高到近10%，增幅在全国各个省份中名列第一，“浙江板块”也和“浙商”一样成为浙江在全国范围内的又一张亮丽名片。在这样的成绩面前，作为浙江证监局局长的王宝桐并没有满足：“浙江资本市场规模还不够大，省内很多大企业，特别是金融、能源等领域的标志性企业还没有进入资本市场；各个地市资本市场发展还很不平衡；已经上市的公司对资本市场的利用还不够充分。浙江资本市场发展仍有很大的潜力可挖，发展空间依然巨大！”

　　弥补浙江资本市场“短板”

　　说起“浙江板块”的特点，王宝桐如数家珍：以民营企业为主，上市公司中民企占90%以上；数量增长快，10年来上市公司的增幅在各个省份中名列第一；覆盖面广，基本覆盖了机械设备、化工、纺织、房地产、金融、文化创意等各个行业；质量高，以2010年为例，浙江上市公司平均实现每股收益0.59元，高出全国平均水平两成多，实现平均净资产收益率14.26%，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0多个百分点；成长性好，许多上市公司成为所在细分行业的龙头企业；诚信、规范，相比之下，投资者对浙江的上市公司更为放心……

　　种子发芽要有一定的土壤、阳光、空气和水作为条件。王宝桐认为，“浙江板块”的优异表现，首先归功于中国证监会领导的一系列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改革，为浙江资本市场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其次，离不开地方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浙江省、市、县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做了大量的企业上市推动工作；第三，浙江具备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尤其是民营经济特别发达，蕴藏了大量有活力、有潜力、行业地位突出、具备发行上市潜力的中小企业。

　　同时，王宝桐也清醒地看到，浙江上市公司依然有着自己的“短板”。比如，上市企业规模较小，对资本市场的利用还不够充分。2004年至2010年，浙江新增上市公司117家，占全国新增家数的14%，但同期首发融资额仅占全国首发融资总额的6.15%。平均每家企业首发融资额为7.5亿元，远低于全国17亿元的平均水平。而同样在这一段时期里，浙江有63家上市公司没有实施过再融资。与此相联系的，是浙江资本市场规模与全省经济发展水平也不相称。以今年4月底的数据为例，浙江省的资产证券化率仅为49.56%，大大低于全国79.58%的平均水平。

　　今年以来，浙江许多中小企业再次感到了“钱荒”的压力；而另一方面，充裕的民间资本也在四处寻找着出路。这两者的结合，造成了民间信贷的异常活跃。浙江证监局根据对浙江48.9万家企业相关数据的统计发现，在2007年-2009年三年浙江企业的资金来源中，民间信贷平均超过2万亿元，占比高达47.09%；银行贷款规模平均为1.67万亿元，占比约为39.08%。相比之下，包含股票、债券和私募股权投资在内的直接融资、发起人资金投入和企业利润留存等内源式的融资金额平均为5902亿元，占比只有13.83%。

　　“如果这些民间资本能够被有效引导进入资本市场，浙江直接融资市场规模将呈现几何级数增长。”王宝桐分析说，由于缺少必要的金融支持，民间资本无法转化为产业资本，不能有效地为浙江企业所利用。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发挥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借助资本市场这一“桥梁”，可以实现民间资本与民营企业的有效对接，引导巨额民间资本在浙江区域内实现体内良性循环，既解决了中小企业转型升级所需的资金问题，又解决民间资本的出路问题。

　　“如何弥补这些发展中的短板，也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的重点。”王宝桐说。

　　让企业家学会做“乘法”

　　“上市有什么好？我一上市，财务要公开，管理要公开，处处受制于人，束手束脚。”

　　“上市是为了圈钱。我不缺钱，上市干吗？还要多支出不必要的成本。”

　　前些年，在浙商中不时会听到诸如此类有关对企业上市的“负面”说法。这也正如网易CEO丁磊的一句话，“企业上市就像裸奔。在竞争对手面前，上市公司就像一个‘透明人’，一举一动对手都清清楚楚。”

　　或许出于这种对上市的“误读”，作为国内第一商人群体的浙商，对于资本市场这个魔方，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表现得并不热心。10年前，浙江上市公司只有50余家，占全国的比重还不到5%，与大部分省份相差无几，并无明显优势可言。在闻名天下、民企发达的温州，竟然没有一家民营企业进入资本市场！

　　这些年，浙江证监局就企业上市问题进行了深入调研，通过了解政府、企业对上市的看法，得出一个结论：要推动企业上市，关键在于改变企业家对资本市场的认识。

　　王宝桐认为，企业经营总会有起伏，一家企业在某一阶段不缺钱，并不意味着将来也不缺钱。而上市最直接的好处不仅是获得一笔首发募集资金，而且为企业提供了一个可以长期利用的融资平台。以2006年在中小板上市的景兴纸业为例，公司首发融资3亿多元，投入完毕后紧接着于2007年实施增发，进行再融资，募集资金超过12亿元。也正是这笔资金，在企业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11年，银根再次收紧，而景兴纸业却再次通过增发融资9亿多元，为新项目的建设筹集了资金。

　　“更为重要的是，企业上市的意义绝不是获得一笔资金那么简单。”王宝桐说，除了融资渠道以外，企业上市还带来了风险共担机制、价值发现机制、投资退出机制，同时还对企业的管理团队产生深远的影响，提升了治理水平。

　　“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的两家公司，一家上市，一家不上市，三年后两者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王宝桐说，上市公司可以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以及各种“上市效应”，等于为企业插上了翅膀，用的是“乘法”；而没有上市的公司，用的是“加法”，其竞争的优劣高下立马可见。“在项目竞标时，上市的企业被高看一眼，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10年来，在监管过程中，浙江证监局不厌其烦地宣传企业上市理念，影响了一批又一批企业家，激发了他们的上市热情。近年来，王宝桐先后两次到温州就企业上市开展培训，每次都有1000多人参加，温州上规模的企业老板基本都会来。王宝桐对温州企业家这种观念的改变感到欣慰。“温州从2006年以来，平均每年新增一家本土上市公司；事实上，温州有着大量的优质企业，一旦企业家观念转变了，相信温州企业上市会在接下来的数年中井喷。”

　　借力资本市场的各种优势，大部分浙江上市公司逐渐成长为各个产业板块中的领头羊。如低压电器板块的正泰电器，医药化工板块的新和成、浙江医药、海正药业，染料化工板块的浙江龙盛、闰土股份，文化创意板块的华谊兄弟、华策影视、宋城股份等等。相比同行业中那些没有上市的企业，上市公司发展速度更快，增长质量更好，战略布局更合理。

　　对思想包袱要做“减法”

　　然而，许多企业不愿上市，并非仅仅是“不缺钱”，也不仅仅是“怕束手束脚”。许多企业希望在资本市场上获得一个融资平台，不过又有不少顾虑：历史遗留问题会不会被翻旧账，从而导致法律风险？上市门槛高、难度大，花费大量的精力、财力，是否能够成功？对这部分企业而言，要做的就是“减法”：充分沟通，减少疑虑！

　　“浙商在实体经济市场上敢拼敢打，敢于冒险，但在资本市场上，行事风格却普遍比较谨慎。”经过多年的观察，王宝桐对浙商形成了这样一个经验性看法。而在他看来，浙商在资本市场上“谨慎”的根本原因，是一定程度上对资本市场的陌生。

　　比如对“历史问题被翻旧账”的疑虑，王宝桐认为这一点完全不必担心。改制上市的过程就是规范化、阳光化，彻底解决历史问题的过程。一些企业发展到符合上市条件，需要短则5到10年，长则几十年的时间，这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的过程密切相关。在这个过程中，许多问题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地方政府都会客观、理性地对待。

　　“据我所知，浙江各级政府的态度很明确，拟上市企业如果涉及到历史遗留问题，地方政府会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帮助企业妥善处理。”王宝桐建议说，浙江企业应抓住我国资本市场大发展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尽早向地方政府汇报，尽早成立股份有限公司，尽早启动上市进程，进入上市辅导期。

　　至于个别民企对“上市难”的担心，王宝桐认为，主板和创业板两个发行上市管理办法中所规定的上市条件非常明确，硬指标主要涉及财务，创业板相比中小板门槛更低一些，目前浙江有大量的企业符合这些条件。据不完全统计，仅浙江目前已经完成股份制改造，具备发行上市潜力的企业就有1000多家。实际上，个别企业对“上市难”的疑虑，不在于硬指标达不到要求，而在于对发行审核工作的误解。王宝桐注意到，近年来有不少言论“妖魔化”发行审核过程，称发行审核操作不透明，企业上市要动用各种各样的关系，一旦不成功，企业损失巨大。市场上还有人声称“与监管部门有关系”，能利用这层“关系”让企业通过IPO，并以此向企业收取巨额的“咨询费”。“其实这都是骗人的把戏！制造和传播这些言论的人，就是想浑水摸鱼、从中渔利。如果一些企业不明就里，一旦相信了他们，就会上当受骗！”

　　王宝桐指出，我国股票发行制度改革正逐步走向市场化，作为市场经济大省的浙江无疑成为受益最大的省份之一。目前，发审委制度由无记名投票逐步改革为现在的记名投票，且人员公开，各自承担责任，体现了公正、透明的改革思路。而从浙江企业以往的上市经验来看，剔除IPO暂停的因素，主板上市审核的平均周期大概为7个月左右，创业板为5个月左右，有的优质企业从完成改制到通过审核仅用了半年时间。

　　正如王宝桐所说，“只要企业有过硬的业绩，自身工作做扎实，上市并非高不可攀！”

　　监管与服务要做“加法”

　　创新是资本市场发展永恒的主题和原动力。市场在创新，监管也必须创新。

　　当《浙商》记者提到杭萧钢构案时，王宝桐表示，“在浙江上市公司中，绝大多数企业都是诚信的、规范的，但也存在内幕交易、信息披露违规等个别违法违规行为，这些行为始终都是监管部门重点打击的对象”。尽管杭萧钢构案的处理早已完成，但王宝桐回忆起来仍颇多感慨。

　　2007年2月开始，杭萧钢构股价异常波动频繁，同时媒体对其344亿元的“天价合同”进行了报道与质疑，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对于杭萧钢构股价的异动，浙江证监局高度警觉，立即启动稽查提前介入程序，组成专项工作小组，对公司海外工程合同的真实性、高管人员是否存在操纵股价和内幕交易等行为进行调查。此后，证监会联合调查组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办案人员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仅用6天就查清了基本事实，26天完成了从立案到宣布处罚决定的全过程。

　　在王宝桐看来，杭萧钢构案件的处理是运用提前介入、快速反应机制，综合协调各方力量，及时查处违法违规案件的一个成功案例。之所以称为“成功”，一方面是杭萧钢构的违规行为受到了严厉打击，相关责任人受到了行政处罚；另一方面是当杭萧钢构因违规行为而陷入经营危机时，作为监管部门的浙江证监局，没有将企业一棍子打死，而是本着“治病救人”的理念，帮助企业协调当地政府、下游客户、供应商、银行等各方关系，为企业恢复正常经营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从更广范围、更深层次上维护了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作为监管部门，在企业出现问题时，不是恪守教条，而是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监管理念，注意正确处理好‘规范与发展、监管与服务’的关系，将证券监管工作与地方经济的特点和企业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王宝桐说。面对出问题的上市公司，浙江证监局并不是一味地打板子，一查了之、一罚了之，而是立足于解决问题，力争将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特别是注意区分无知犯错与蓄意违规，对无知犯错的，当然首先要依法处理，但更要通过正面引导，使其了解并熟悉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鼓励企业在发展中完成整改；对于蓄意损害上市公司和投资者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绝不姑息、一查到底、严惩不贷、以儆效尤。

　　王宝桐理性、客观地分析了浙江企业存在的不足和问题：浙江上市公司规模普遍较小，大部分企业在上市之初都沿袭了原有家族化管理方式，大股东权力非常大，缺乏相应的制衡，个别公司在发展壮大过程中存在一些“打擦边球”等不规范问题。

　　对于这些客观因素的存在，王宝桐认为，作为监管部门，一味地求全责备，要求公司在短时间内彻底清理，显然有悖事物本身的规律。“倒不如多一些理解和耐心对其进行改良，挖掘其中合理的部分并予以适当引导，使其与现代企业制度有机结合，更符合浙江企业特质和内在需求。”

　　除了鼓励更多浙商进入资本市场，王宝桐也希望已上市的浙江企业更好地利用资本市场的各项功能进一步发展壮大，浙江证监局将一如既往地支持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开展再融资和并购重组。

　　王宝桐特别提醒，目前是发行公司债的大好时机，特别是在当前处于加息周期中，证监会推出了一系列简化公司债券发行审批流程，提高审核效率的措施，包括将股权融资和债券融资申请分开排队、取消见面会制度、对优质公司开启“绿色通道”等，把公司债发行从受理到核准时间控制在一个半月以内。例如康恩贝从递交公司债发行材料到审批仅用了不到3周的时间。今年以来，浙江已经有正泰电器、康恩贝、士兰微等3家企业发行了公司债。

　　谈起资本市场“浙江板块”的未来，王宝桐说，“浙江板块”的希望还是在那些善于学习、敬业执着的浙商身上。他举例说，自己在与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鲁冠球、奥康集团董事长王振滔、新湖控股董事长黄伟等知名浙商的交流中，学到了很多东西。“鲁冠球早已功成名就，却还孜孜不倦地学习；王振滔正在读第5个EMBA；黄伟对政策和国内外经济形势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这些都为浙江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有着浙江经济的雄厚基础，有着这样一批执着进取的浙商，王宝桐相信，浙江省“十二五”金融业发展规划中“全省境内外上市公司总数达到350家左右，新增募集资金超过1200亿元”的目标并不遥远……

　　［记者手记］

　　甘做“服务员”的证监局长

　　王宝桐说，作为局长，当好领头人靠的是自身的影响力，而不是命令，领导既是老师，又是服务员。

　　文 │ 本刊记者  雷全林 王文正    摄 │ 鲁统磊

　　走进浙江证监局，你会看到一排排大幅的员工肖像挂在走廊两侧。照片上的每位员工都是神采奕奕，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浙江证监局还有一本名为《老龙井》的内部刊物，每个季度出一期，每期刊物的封面上，也是刊登一位员工的肖像作为“封面人物”，这些封面帅哥靓女的眼神里，充满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这些照片全部出于自称为“摄影爱好者”的浙江证监局局长王宝桐之手。王宝桐告诉《浙商》记者，这种做法，在浙江证监局已经坚持了若干年。“每年局里面都要评出一批优秀员工、优秀党员。怎么体现对这些优秀员工的激励呢？”王宝桐借鉴了国外许多大公司把公司的创始人和卓越领导的大幅肖像悬挂在墙上的做法，给每位评上先进的员工——包括文秘和驾驶员——制作了大幅肖像挂在墙上，作为对优秀员工的最高褒奖。

　　长长的走廊两侧，数十幅大幅的肖像中，并没有王宝桐本人的照片，他只是照片背后的那个摄影师。

　　“屈尊降贵”给自己的下属拍照片，并将下属的照片悬挂在最为显眼的位置，这在传统“官本位”的中国文化中，无疑是个另类。然而，这个“另类”所传达出的，却是浙江证监局“以人为本，员工至上”的人文理念。正是这个理念营造出的和谐氛围，让浙江证监局的员工鼓足了干劲，以优异的表现先后获得了共青团中央全国青年文明号、全国金融系统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全国证券期货监管系统五一劳动奖状、先进基层团组织、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诸多荣誉。

　　“到我们这里来办事的，大多是亿万富翁啊！”王宝桐说，局里的员工天天接触这样的富豪，如何防微杜渐，增强员工对诱惑的免疫力？王宝桐的答案就是：尊重我们的员工，使他们的努力受到认可，才干得到发挥，潜力得到挖掘。通过树立共同愿景，形成一个良好的环境，给每个人一个平台，在圆满完成监管任务的同时，使员工得到锻炼和成长，不断从优秀走向卓越。

　　浙江证监局有上百名员工，平均年龄只有32岁，其中硕士、博士占了一半，都是通过社会公开招聘，百里挑一进来的。按照马斯洛的“层次需要”理论，这批员工对尊重的需要、对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远胜于其他需要。对于这样一支队伍，王宝桐深感责任重大。“越是优秀的队伍，我们心理上的压力会越大，因为我们要对他们的家长负责，对他们的妻子、丈夫、儿女负责。”

　　为此，在王宝桐的领导下，浙江证监局的领导班子有一个约定：谁都没资格对员工发脾气！员工某一方面做错了，要善意地提出来帮他纠正、提高，但有伤员工自尊心的事情不能做；如果有谁对员工发了脾气，事后一定要道歉。

　　“对员工发脾气，只能说明自己的本事还不够好，修养还不到家。”王宝桐这样解释说，作为局长，当好领头人，靠的是自身的影响力，而不是命令，领导既是老师，又是服务员。“千万不要把员工当作工具，不要用命令的口吻和员工讲话。我不赞同用管理‘蓝领工人’的方式来管理我们的员工。我们希望员工不单单是执行指令的服从者，更是发自内心的追随者。”

　　这里只有“人本位”，没有“官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