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理高尔夫

　　唯一具有官方背景的数据显示：中国高尔夫球场有595家，而仅有10余家球场通过审批。

　　文 │ 本刊记者  张玲玲

　　作为一个拥有4年球龄的高尔夫球爱好者，黄悠翔比其他人更先一步注意到了这一次针对高尔夫球场清理的严肃性。

　　2008年，在浙大读EMBA的黄悠翔在同班好友、恒励置业董事长张克夫的带领之下前往由其开发的安吉龙王溪高尔夫球场。此后，黄成为了高球的拥趸者，现在，他已对省内的所有球场如数家珍。

　　作为杭州裕汇投资公司董事长，黄悠翔正是国内急剧增长的高尔夫球爱好者中的一员。2003 年高尔夫球协会统计下的高尔夫球爱好者是35万，并预测每年将以20%左右的数量增长，但国内现在拥有高尔夫球爱好者超过500多万，相当于一个中型城市的人口额。

　　同样急剧增长的还有高尔夫球场的数目。谁都无法说清现在国内究竟有多少球场，唯独当你打开谷歌地球，用鼠标划过我们的国土之时，那些大小不一的绿块即在提示着我们，高尔夫球场攻城掠地。此前，唯一具有官方背景的数据是595家，北京、广州、上海位列拥有球场数城市前三名。而与之不成正比的是，国内仅有10余家球场通过审批。

　　禁令下的增长

　　早在2004年初，国务院即下发《关于暂停新建高尔夫球场的通知》(国办发)(2004年1号)，要求不再审批通过高尔夫球用地项目；2006年，高尔夫球场和赛马场、别墅等被国土资源部、国家发改委列入《禁止用地项目目录》(国土资发(2006)296号)。今年6月下旬，国家发改委、监察部、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等11部委再次联合发出《关于开展全国高尔夫球场综合清理整治工作的通知》(发改社会[2011]741号)。

　　这份标明“特急”的文件要求，各地必须在6月底前把所有球场名单及违规球场清理整治情况上报国家发改委。

　　也就是说，在2004年之后，并未有任何一家高尔夫球场通过审批。一个被媒体广泛引用的数据来自于北京林业大学高尔夫教育与研究中心，根据他们的调查，在2004年之前，国内的高尔夫球场为170多家，6年之后，增长了3倍以上，这多出的400多家球场，均是在禁令之下冒出来的。

　　事实上，早在1993年开始，高尔夫球场即一直被列为限制用地。但看似严苛的禁令并未起到足够的震慑作用。在浙江，目前高尔夫球场为14家。但是浙江一家高尔夫球场的总经理却对这一数据“嗤之以鼻”，他认为包括在建和已建的球场，应该超过了25家，并举例说，台州今年1月份还刚刚开了一家9洞的小型高尔夫球场。

　　“没有高尔夫球场的地方，能留得住人么？”黄悠翔追问。

　　黄的问题正成为地方政府对中央禁建高尔夫球场的诘问。贵阳一名官员苦笑回忆，几乎有一半以上的投资者，在投资之初，会询问当地高尔夫球场的现状。在中央禁令下，地方与投资客之间达成了某种心照不宣的默契。高尔夫球场如夹缝中的野草，隐秘而蓬勃地生长。

　　在众多商人看来，高尔夫不仅仅是对健康的投资，更主要的是，他们找到了一条通往“亲密关系”的捷径。

　　一名浙商回忆，在洽谈一个地产项目之时，他曾用7天的时间载着合作伙伴打遍了整个江苏省的球场。

　　“在球场，五个小时相处都嫌短，如果平时，大概找他20分钟都很困难。”这位浙商扬起被阳光过度曝晒的脸说。

　　目前，国内高尔夫球场每次击球费在800元左右(18洞)，在收入颇丰的新富阶层看来，这一价格并不高。一般高尔夫球场终身会员卡价格在35万元左右，“甚至不及一箱拉菲的价格”。

　　而让高尔夫球爱好者难以容忍的是，政府政策与社会现实的脱节，他们小心翼翼地为其申辩：“高尔夫球已经进入奥运赛事，国内高球爱好者众，这些禁令，还合适吗？”

　　困顿中的大清理

　　但在会稽山高尔夫球场经理贺军看来，这一次的清理，未必就是坏事。

　　和以往不同的是，在此次文件第三条中，多了这样一句话—“对违法违规行为已经完全纠正的高尔夫球场，为其重新办理相关手续。”

　　在嗅觉敏锐的球场场主看来，这恰恰成为高尔夫球场入门的一条缝隙。尽管禁令依旧高悬，但这成为7年以来，中央层面对高尔夫球场的首度认可。更为激动的则是按捺许久的地方政府，有9个在建和拟建高尔夫球场项目的舟山市就在情况汇报中写道：“这是对当前高尔夫球场违法违规建设的一次严肃整顿，也是规范我市高尔夫球场今后建设发展的基础。”

　　多数球场主寄望于调研之后能够被一朝洗白。但李建勤却不那么看。

　　国土资源部在上半年总共处理了1.2万余件土地违规事件，其中高尔夫球场属于重点督办严重违法违规项目。作为国土资源部执法监察局局长，李建勤强调规范并不意味着放开：“2009年，国务院下发《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有一句话是‘规范发展高尔夫旅游’，有些地方便认为，现在可以建了。但是国务院通知很明确，发展高尔夫的前提是规范，也就是相关规范政策出台之前，现在一律不准批。”

　　李建勤指出，地产项目才是高尔夫球大兴的重要因由。

　　2002年，在港上市未多时的宝业集团董事长庞宝业在会稽山一带以亿元天价圈下一块土地，一度成为当时地王。作为浙江省重点项目之一，会稽山的高尔夫球场作为“旅游休闲产业+地产”的一个附属品而出现。如今在会稽山球场的周围，可见林立的景观别墅和排屋，其每栋售价不低于两千万元。

　　球场本身难盈利

　　贺军坦承高尔夫球场的低营收，每年投资在高尔夫球场上的维护费用即高达数百万元，2008年开业至今，会稽山和多数球场一样，并未能够实现盈利。

　　另一名从业多年的球场经理显得更为直接：“能够盈利的球场不超过一成。”

　　他所在的球场，刚刚缴纳了高达700多万元的罚款，并被要求停业整顿，但并没有能够阻挡周围别墅的营建步伐。无法回避的是，高尔夫球场与别墅的捆绑，正成为最典型的中国球场模式。杭州的千岛湖和西湖高尔夫别墅便是成功运作的案例。

　　与高尔夫所标榜的绅士风度不相符合的是，在西北部，失地农民与高尔夫球场之间的纷争正尘嚣日上。让公众愤怒的是，这些属于权贵们的高尔夫球场正像抽水机般将最优质的资源从四面八方抽离、集中，并将自身隔绝在外。尽管众多学者专家呼吁开放公共球场，普及高尔夫运动，但国内的练习场依旧数量寥寥且无人打理。

　　不单是土地资源，吃水重也正成为公共舆论斥责的因由。北京林业大学高尔夫教育与研究中心主任、国际草坪学会主席韩烈保教授在采访中表示，在华北地区，一平方米的草坪每年大概需0.5-0.6吨水，按一个球场的草坪面积30万-40万平方米来计算，即达到24万吨。

　　“这仅仅是理论值。”他补充。水的使用量与球场的大小，球场用水的面积，还有球场植物的种类，喷灌设施的优劣均有直接关联，如果是进口草种，耗水量更大。球场灌溉水源多来自于地下水，此前大连及河北的高尔夫球场，就因涉及采集破坏地下水层而臭名昭彰。

　　对于这样的指责，贺军们并不愿意过多谈论：“我的建议是，先了解高尔夫球，然后再去谈论它，而不是对其预设性地抗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