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难题：外患还是内忧

　　文/ 王小卒

　　对于分享每年10% 经济成长的社会群体来说，目前的通胀水平是一个可以也应当承受的代价。对于弱势群体而言，政府应当通过财政手段予以补助，舒缓其生活压力。与货币政策相比，在舒缓通胀压力上，财政政策更为直接，更不易“误伤”。假如涝灾是局部的，我们大可不必惊动龙王，祈求水喉紧锁，结果让普天下承担干涸的成本。抗涝抗旱很重要，也很英勇，但引水修渠才是长远之际。两千多年来，我们世代传诵的还是李冰父子。

　　2011年， 欧洲债务危机一团乱麻，美国经济复苏无力，日本震后政经均待重建。国际风云如此急速和纷繁的变幻，让很多人担心中国经济也会陷入泥潭。所幸的是，种种经济数据表明，外部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困境并没有给中国经济造成直接的冲击。

　　外患难成“大患”

　　2011年1～7月，中国对美国出口与2010年同期相比依然保持了近10%增长，对欧盟和日本的出口增长更是在20%以上。 2011年前三个季度， GDP同比增长近9.4%。这些数据表明，欧美经济的外患没有压倒中国经济。中国不但没有经济危机，而且保持着高增长的势头。

　　中国经济没有因欧美的困境而停滞，一方面，这表明通过多年的积累， 中国产品得到越来越高的认可，加之中国出口企业高度灵活适应欧美市场，使得中国产品有较强的竞争性和不可替代性；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国内市场日益成熟，能够依靠自身的能力和逻辑在复杂的环境下有机成长。

　　尽管出口企业被认为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其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却不容高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2010年中国的净出口占GDP的4%，这一比例远低于2007年的8.8%，处于过去5年来的最低水平。2011年有望持续这一趋势。在 2010年10.3%的GDP增长中，仅有0.9%来自出口的拉动，其余3.8%和5.6%分别来自于消费和投资。中国经济正在成功地从出口拉动型转向更多地依靠国内市场。

　　欧美经济萧条没有传染给中国， 并不意味着中国可以忽视欧美的负面影响。如果欧美经济持续得不到好转，在国内矛盾尖锐、失业率高企和选战危急的关头，迫于诸如“占领华尔街”之类的大众压力，一些国家的政客有可能把中国当成他们转移视线的替罪羊，借机对中国挑起贸易战。一旦打起贸易战，中国的出口将会遭到较大的下挫，势必影响经济增长。当年，鸦片战争前，因为大量的贸易顺差，中国不得不面对英国炮舰的逼迫。这样的事在今天应当不会重演，但由贸易顺差引起的类似野蛮愚蠢之举不得不防。

　　财政政策舒缓通胀压力更直接

　　中国经济目前没有大的外患，却有很多内忧。

　　中国政府把治理通货膨胀当做2010年的首要任务。因为很多人认为，2009年后，伴随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宽松货币政策是导致通胀的重要原因，于是主张以紧缩的货币政策来抑制通胀。从2010年10月到2011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把存款准备金率从17%迅速提升到21.5%，大大降低了银行放贷的能力。在中央银行收紧银根的同时，监管机构为了防范银行风险，严格了对银行的存贷比、拨备率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这更加限制了银行贷款的增长。这些举措都有助于缓解通胀压力。

　　但是，以货币政策应付通胀，对整个经济而言成本也是极高的。中国以国有控股大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很难区别对待不同的区域、行业和人群。银行放贷能力的极度收缩，势必对企业融资形成大面积的杀伤，结果是“一人有病，全家吃药”，特别受到伤害的就是中小企业。而中小企业是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部分，限制它们今天的发展其实就是扼杀中国经济未来成长的引擎。

　　在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不断提高和监管日益严厉的同时，利率却很少提高。低利率导致资金市场的供求不平衡。第一，低利率刺激贷款需求。第二，低利率影响储蓄动因，导致储蓄流出银行。流出的储蓄一部分进入理财产品，另一部分成为地下银行系统的资金供应。因为银行需要满足监管机构要求的存贷比，储蓄降低导致贷款供应进一步下降。第三，因银行的低利率流出的储蓄和因银行贷款供应减少而嗷嗷待哺的中小企业为地下高利贷市场提供了合适的生存条件，于是高利贷泛滥。资金留在银行系统内，可以监管，一旦资金到了地下，就无法监管了。

　　在低利率的背景下，对商业银行的严格监管建立了波澜不惊、固若金汤的正统银行体系，但同时滋养了无法监管的地下银行体系。殊不知，一旦地下银行体系足够大，出了问题，其危害和爆发银行危机并无二致。这就像交通管制。如果我们让八车道的高速路只走两车道，当然可以降低事故。但这不但降低了效率，而且不能保证那些上不了高速的车不会在大小胡同乱窜，引发更多的事故。

　　不错，低利率是迫于目前外汇体制的选择。如果利率提高，吸引热钱涌入，通胀可能更不可控。这就说明，中国的金融监管需要政府各部门协调汇率政策、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政策，权衡利弊，通盘考虑。2008年引爆的美国金融危机，其中一个教训就是金融监管不能进行行业分割，各自为政。那样，即使从分割来看没有问题，但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却在不断增大。

　　我们应当看到，通胀是高速经济增长的伴生品，市场经济有一定的自我调节能力。例如，在欧美经济疲弱的今天，大宗商品价格的回落就会有效抑制我国的通胀。对于分享每年10%经济成长的社会群体来说，目前的通胀水平是一个可以也应当承受的代价。对于弱势群体而言，政府应当通过财政手段予以补助，舒缓其生活压力。今年1～8月累计，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31%，其中税收增长28%，财政收入大于支出。政府有这样的财力也有补助渠道。与货币政策相比，在舒缓通胀压力上，财政政策更为直接，更不易“误伤”。其实，假如涝灾是局部的，我们大可不必惊动龙王，祈求水喉紧锁，结果让普天下承担干涸的成本。

　　抗涝抗旱很重要，也很英勇，但引水修渠才是长远之际。两千多年来，我们世代传诵的还是李冰父子。

　　(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