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多地区出现招工难 劳动力结构性失衡成主因

　　■CUBN记者 郭安丽 北京报道

　　近几年，春节之后，全国各地往往出现“招工难”现象。受国内外经济新形势、务工群体“有尊严生活”的新诉求、以及人口红利进一步减少等众多因素的影响，今年新一轮的“招工难”现象则呈现“持续时间更长，区域性、结构性”的特点。但同时，据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言人尹成基介绍，我国今年的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就业难”现象和“招工难”同时存在，将成为我国今后劳动力供给和经济发展的一种常态。

　　各地屡现“招工难”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赵弘此前接受《中国联合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受国内外经济新形势、省域产业步入新格局、务工群体产生新诉求等多重影响，今年的“招工难”呈现企业与员工、中西部与东部之间的“三碰头”现象。

　　在北京，节后“招工难”凸显，尤其是低端产业人员紧缺。人才市场冷清，用人单位着急，招聘会出现“粥多僧少”的现象。据媒体报道，多家大医院出现护工短缺情况，在春节假期前后一个月的时间内，就算每天开出200元的高价都很难请到人。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的消息显示，春节后企业“招工难”延续了往年的趋势。尽管多数企业主动提高了薪酬标准，但是技术人才资源短缺现象比较严重，仍有近三分之一的企业招不到所需人才。山东的制造业、批发零售业、餐饮业、家政等行业用人缺口比较大。

　　本报记者今年春节在回山东过年时发现，在很多地方“招工”成了当地政府的首要任务了，甚至胜过“招商”的迫切性。“我们过年期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为企业招工，宣传动员父老乡亲留在家乡工作。”山东某县劳动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向《中国联合商报》记者说道。

　　另外，在浙江、上海、江苏等“长三角”地区，制造业、服务业“招工难”已成为近几年的常态，且工人缺口数量巨大。浙江省德清县的统计数据显示，该县现有6000多家企业，每年常态化用工缺口约1万人。

　　“我们不是春节之后才缺少工人，而是一年到头都不够。”从事婴童用品销售的上海雅科工贸有限公司负责人柯志坚告诉记者，迫于“招工难”，他已将部分业务外包给外省市企业，并将上海的工人从200多人减少到80人左右。

　　“珠三角”地区更是每年“用工荒”的“重灾区”。广州市人力资源市场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近日表示，今年春节过后广州用工缺口11.38万人，预计内地对珠三角地区输出劳动力减少的趋势不可逆转。

　　据当地媒体报道，在珠海，一家政公司每天都要接到20多个雇主的电话，但每天返岗的保姆才三四个，保姆供不应求。雇主需要比拼财力才能成功“抢订”到保姆。

　　在湖北武汉，用工大户富士康从正月初六起就开始招工。为吸引务工者，富士康不仅把底薪从1350元增加到了1550元，还派车免费接送求职者进厂面试。

　　而与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相伴生的民工回流现象，加剧并拉长了东部地区的工荒感。近年来，随着产业的区际转移和多个区域经济板块的发力，各地对劳动力资源的需求日益加大，争夺日趋激烈。

　　“有尊严的生活”成就业诉求

　　造成“招工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短工化”。清华大学的一份调查显示，被访农民工中，30岁以下占69.7%；38.2%的人在最近单位工作时间少于一年，25.8%为1－2年，仅有17.4%的人超过4年。

　　清华大学“农民工就业趋势研究”课题组的最新研究结果也显示，1980年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其上一份工作的时间、每份工作的平均时间等均明显短于上一代农民工，其职业“高流动性”、“高脆弱性”十分明显。

　　“招工难”存在的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农民工生活在城市里，衣食住行都处于一个相当恶劣的环境中。“农民工薪水低、没社会保障、‘衣食行’成本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住’则更是让人看了心酸，北京的地下室、深圳的城中村、上海的群租房，都成了农民工、外来人的栖息地。”长期关注中国农民工生存状态的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王同学向《中国联合商报》记者介绍，尽管这些地区的居住条件如此简陋，但还经常遭到当地有关部门的“整治”。

　　农民工和外来人除了体制上无法融入城市外，还有一些地方人为制造生存环境壁垒。深圳市政协委员、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唐泰来，在2011年提交了一份提案，提案强调采取措施让外来人员离开深圳，具体建议是设置生存环境壁垒，建立“外来人口间接过滤机制”。而深圳市政协委员的这个提法，和此前北京市人大缩减“低端劳动力”的建议遥相呼应。

　　在农民工无法融入长期打工城市的同时，是全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渐完善。家乡经济的腾飞给农民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舞台，让这些有思想、有技术、有经济基础的农民工，迅速开辟了一片新天地。而事业小成后，又给当地提供了一定的就业机会。

　　“就业难”愈发凸显

　　就在各地频现“用工荒”的“招工难”现象时，劳动力市场上“就业难”也愈发的凸显。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言人尹成基表示，未来我国劳动力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就业难”与“招工难”的“两难”矛盾并存现象将趋于常态化，而且有从沿海向内地蔓延的趋势。

　　“2011年我国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221万人，2012年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就业的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依然非常大。” 今年1月2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言人尹成基在发布会上表示介绍，2012年城镇需就业的劳动力达2500万人，比“十一五”时期的年均数多100万人，其中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680万人，是2000年初的6倍多。

　　据中华英才网的调查数据显示，求职者对工资的期待值越来越高，88.5%求职者期望的薪酬要求是2000元/月以上，换言之，1500元/月以下的岗位难再有吸引力。

　　劳动力供给结构性失衡成主因

　　赵弘向本报表示，目前的“招工难”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所提供工资与80后、90后农民工的工资期望有较大差异造成，而非绝对的农民工总量上的短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3.23倍。在赵弘看来，这实际上凸显了目前我国的农民工工资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就业难”与“招工难”折射出我国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失衡。

　　“一方面，家庭和社会花费巨大成本培养出来的大学生甚至是高学历的研究生，毕业之后却就业无门。”长期致力于农村和城市发展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牛凤瑞向《中国联合商报》记者表示，另一方面，付出艰苦努力拿到订单的大量企业，面临开工，却无人可用，这不能不说是我国人才资源的巨大浪费

　　根据人社部等制定、近日已经国务院同意的《促进就业规划(2011-2015年)》，“十二五”时期我国城镇将新增就业4500万人，转移农业劳动力40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5%以内。

　　“我国目前的‘招工难’并不是绝对的劳动力供应不足，而是一种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技术性短缺。中国许多地方还存在大量应该转移也可以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只是由于劳动力年龄结构矛盾、产业结构性矛盾、地区性结构矛盾、文化程度结构矛盾等引起某些地区出现用工荒。”牛凤瑞向《中国联合商报》记者介绍，其实中国的劳动力供给仍然是丰富的，“就业难”现象就是一个明证。

　　牛凤瑞表示，目前的劳动力在沿海与内地、一二三产业、不同行业乃至同行业企业之间都有明显的竞争。但是，招工难也并非绝对现象，一些工资水平高的企业，缺工状况相对较轻，个别工资高且待遇好的企业不仅不缺工，还出现排队等候求职的现象。

　　人社部发言人尹成基此前表示，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我国将继续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落实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毫不动摇地把促进就业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采取有力措施，确保完成中央确定的各项就业目标任务，保持全国就业局势的基本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