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改变土地计划经济体制

　　杜丽娟

　　改革现行土地管理制度，或将迫在眉睫。

　　随着城市大规模拆迁、房价上涨和进城农民数量骤增，源于土地制度约束的各种社会矛盾开始增加，并有激化趋势。学界纷纷呼吁进行新一轮土改，深圳土改也被认为是应对发展过程中产生问题的一种新尝试。然而，作为一种尝试，深圳土改的意义对整个土地改革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全国范围内进行新一轮土改将面临多大的问题？带着这些问题，《中国经营报》记者专访了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

　　现在土改实质是计划经济

　　《中国经营报》：深圳土改的最大意义是什么？

　　周天勇：深圳土改其实是一个尝试，为土改开了一个头，是在老体制上做的修修补补，因为深圳的违章建筑已经超过了50%，违法建筑，违法占地太猖獗，说明体制已经存在很大问题，不得不改了。

　　比如，深圳住宅用地有些是20年已经到期的，那么现在面临着是否重新出让，是否需要补缴土地出让金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房产证已经过期，不能抵押，处于非法状态，但是重新交纳土地出让金的话，对很多工薪阶层和下岗职工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深圳的土改实际上面临着土地不够用、违法建筑太多、土地使用率不高三个问题。如果这三个问题不能解决，最后很可能重蹈金融体制改革的覆辙，因此不能完全寄希望于老体制不动的情况下解决所有问题，而要相应做一些改革配套细则，比如说确权以后，土地征用要多少补偿，这些要考虑到具体的细则中才能实施。

　　《中国经营报》：目前的土地管理制度在未来可能导致财政的不可持续，当前土改最大的难题是什么？

　　周天勇：当前的《土地管理法》已经落后，现在每年土地指标，只能满足需求的三分之一，土地供应不足，而一旦这些小产权确权了，就不会需要那么多的土地，目前还是应该在土地供应上想办法，因为行政指标分配改革不了，因此，目前的土地领域改革其实是计划经济。

　　计划经济变成市场经济最主要的手段就是要扩大土地供应。能不能改造沙漠、盐碱地、滩涂等增加土地供应，而不一定要在建设用地和住宅市场做调整，一旦能把这些改造出来的话，就没有必要进行行政分配，没有18亿亩红线限制，很多土地就可以进入市场交易，这是问题的关键。因此，在土地供应上，没必要非死守18亿亩红线，而要适时的开放。

　　政府收入应以税代金

　　《中国经营报》：此前，你曾建言政府在土地政策、确权、土地出让金方面应做相应的改革。

　　周天勇：总体看来，没有什么实质性进展。

　　土地改革涉及多方利益，包括中央和地方利益，老百姓和企业利益，房企和政府、百姓的利益，是一个复杂的事情，拖下去最大的麻烦，就是房价持续走高，百姓买不起房子，形成两极分化，有房的人越来越富，没房的人越来越买不起房。租房的人，每月用工资的50%来交房租，最后变成3亿人租住在1亿多城市有房子的人家里，形成两个阶级。

　　虽然中国城市化进程大量节约了土地，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村庄从7000多亩增加近3亿亩，城市从2000多万亩扩张到7000多万亩，而在人口数量变化方面，农村的绝对人口却在减少，数量达到8000多万人口，城市增加了4亿多人，相当于5000多万亩的土地养育了4亿多人口，极大地节约了土地使用。

　　但是中国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土地出让金的模式如果不改变，城市化仍然不能实现节约土地的效果，作为政府不能一直收土地出让金，未来20、30年以后政府收入靠什么来收？不能永远卖地，还是要在财政体制上探讨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中国经营报》：你觉得改革土地制度应该从何入手？

　　周天勇：首先应该改革土地财政收入，很多地方是土地出让金，70年租金一次性收来，现在土地税收只有一个房产税和土地交易增值税，未来在土地财政上要以税代金，取消土地出让金，改成缴纳房产税和土地交易增值税，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是这样，对中国来说，土地出让金是一个断子绝孙的政策。

　　土地出让金对一些确实要买房子的人来说，是向穷人征税，不向富人征税，比如说刚毕业的学生和农民工在城市买房子的话，实际上变成向这些人征税，而不是向那些已经买了房的人征税。而且从土地财政的结构来说，土地出让金不在预算范围，因此未来要实现以税代金改变土地财政单一依靠土地出让金来稳定地方政府收入的模式。

　　以房产税为例，如果按照6%来征收，那么仅房产税政府就可以征收8000亿元，加上土地交易过程中的交易税和土地增值税，粗略计算，如果取消土地出让金的收入，一年下来，政府也可以收缴2万亿元的税，这个数据和当前一年的土地出让金相当，是可以抵扣土地出让金的收入的。因此，政府还是要下决心去做这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