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血拼发展方式已到尽头

　　刘晓午

　　当前正处于工业发展最为关键的时刻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

　　持续下行的经济形势正逼迫着决策层作出“艰难的选择”。在短期GDP增速与长期调整经济结构的再平衡过程中，如何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和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课题，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的主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研究员作为此次会议的主讲人之一，就这个话题进行了讲解，并谈了相关意见和建议。

　　而在此次集体学习之前，金碚研究员在《求是》杂志上刚刚发表了《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文章，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实体经济和未来工业化的路径。为此，就当前工业化和实体经济的热点话题，《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了金碚研究员。

　　中国已经出现“去制造业化”倾向

　　《中国经营报》：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如何把握这一关系呢？

　　金碚：现代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在农业、工业等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货币金融体系长足发展，整个经济体日益金融化。但金融资本激增并走向虚拟化，必然会带来一些国家实体经济的空心化，形成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头重脚轻”的不稳定结构。

　　上世纪中后期以来，许多发达国家经济越来越具有“金融依赖”性，即实体产业的活力和创新力不足，国际竞争力减弱，经济增长日益依赖于金融运作，依赖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而采用“刺激”和“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实质是货币本位的腐蚀和财政纪律的松弛，放纵虚拟经济泛滥以应对实体产业乏力的窘境。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至今难以摆脱经济衰退的产业根源，就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严重失衡。极度膨胀的金融系统因失去对实体经济的信心而崩溃坍塌，而拯救方式又不得不是饮鸩止渴式的金融“宽松”，至今难见尽头。

　　《中国经营报》：在这一关系上，中国目前情况如何？

　　金碚：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国家经济出现的高度“金融依赖”性，不可避免地对开放的中国经济产生影响。实际上，中国经济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金融依赖”苗头。例如，通过银行和股市从民间汲取资金支持企业盲目扩张，一些企业依靠金融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等非主营投资来获利，社会资源越来越多地流向虚拟经济领域，资产金融化和资产价格泡沫化现象显现。于是，社会投机气氛较浓，“一夜暴富”的资本神话创造了令人羡慕的财富英雄，实体产业发展却越来越失去脚踏实地的耐心和根基。

　　中国在金融体制改革尚不充分和金融深化程度不高的条件下，出现的“金融依赖”现象和苗头，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如果任其发展，将会导致中国经济产生不适当的“去实业化”和“去制造业”现象，进而扭曲实体经济与金融活动的关系。金融活动本应是为实体经济服务和支持实体产业发展的，如果颠倒为实体产业反而成为金融活动的投资投机“标的物”，最终将削弱整个经济的长期竞争力和增长的基础。

　　《中国经营报》：这种“去实业化”对中国制造业来说影响如何？

　　金碚：在这种背景下，企业在战略转型中经常选择多元化，这导致其非主营收入增长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目前，中国许多企业包括一些著名企业的经营模式都非常倾向这一点，就是一边搞制造业，一边向其他领域投资，获取投资收益。总之，非主营收入在制造业企业中变得越来越突出，已经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倾向。

　　如很多企业都搞房地产或者金融性投资，比如说温州的一些企业，原来大部分是制造业，企业注册的都还是制造业，现在不搞这个行业了，它去卖房子了，或者去做PE去了，不少企业都将资金去从事放贷活动。这对经济的发展是好还是不好，还值得研究。有个说法是，企业拿投资的收益支持了主营业务的发展，支持了制造业，这也是一种战略，这也是企业转型研究中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中国经营报》：这种战略选择的问题是什么？

　　金碚：现在中国的制造业企业都是自己的产品都还没做精致，就想去跨到别的行业去。企业多元化有两种，一种是经营多元化，另一种是投资多元化。如果企业的经营管理能力很强，可以去搞经营多元化，但是很多企业都去搞投资多元化，这实际上是一种“去实业化”、“去制造业化”的倾向。

　　投资多元化有利有弊，由于政策和规则原因，中国是一种级差式发展的市场，没有平均利润率，而是一种暴利行业和微利行业并存的竞争环境，这就导致微利行业企业去寻找和进入暴利行业，而不是踏踏实实地做好自己的产品，这是形势使然。

　　但这对中国工业的强大有较明显的负面作用：企业都不愿意把自己的行业做大、做扎实，最后所有的行业成为金融业的投资标的物，做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金融业看重谁了，只要将金融预期和投资预期做好，之后就把它脱手赚钱， 这成了一种金融业投资人的心态，而不是制造业心态。

　　工业制造业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中国经营报》：发展实体经济的意义不容置疑。但问题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一些产业已经出现产能过剩，还有进一步发展工业的需要和空间吗？

　　金碚：实体经济是一个根本，各行各业都应该为它铺路，让它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大国不是小国，必须要有实体经济。像香港这样的地区，可以不要实体经济，虚拟经济也可以支撑，但大国不行。虽然美国虚拟经济很强，但实体经济也很发达。很多产业的制高点都在美国，如生物制药和航天军工等产业。

　　产业不是说完成了工业化就到了发展的高端，大部分的企业完成了工业化后并没有进入产业的制高点。它只是会生产产品，但在行业里面水平还是很低的。中国几乎没有一个行业进入了产业的制高点。

　　不要以为中国完成了工业化中期阶段，进入工业化后期，工业发展就到头了，现在中国离产业的制高点还很远，有的产业可能长期也达不到制高点。更不要以为中国工业已经很发达，很快就赶上国外了，这种乐观态度是错误的！比如飞机工业、汽车工业，即使是印刷机这样的普通制造业，中国二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也很难攀上世界产业的制高点。

　　各国工业化的过程差不多，一开始发展轻工业、重化工业，然后是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化，这个过程所有的国家大同小异。但各个国家工业化基本完成之后就走上了不同的路，就没有共同的路径了，发展道路各不相同。有可能像美国工业这样的路径，也可能走向德国工业的路径，也可能走向希腊之路，或西班牙之路等等。中国现在正处于工业发展最为关键的时期，你是往“德国”方向走，还是往“希腊”的方向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选择。

　　《中国经营报》：看来，中国工业发展还有迫切的需要和巨大的空间，应该进一步构筑实体经济的坚实基础。

　　金碚：确实。首先，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建设任务仍很繁重。例如，我国广大农村的建设水平和基础设施不仅同发达国家有天壤之别，而且同国内城市相比也是差距甚远。因此，中国城乡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量巨大，必须以大规模工业品生产和供应为前提。也就是说，城市化必须以加速工业化为基础。

　　其次，中国要解决所面临的所有重大的经济社会问题，都必须依靠发达的工业生产能力和先进的工业技术水平。人们常常批评工业增长导致了资源枯竭、环境破坏等问题，其实，如果没有工业发展，中国的资源、环境问题将更加严重，而且根本没有解决的条件。因此，只有依靠更发达的工业体系和更先进的工业技术，中国才能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资源和环境问题。

　　再次，中国要成为创新型国家，就必须有发达的工业基础和工业体系。工业是技术创新的主要产业载体，不仅本身是实现科技创新的最重要领域，而且第一、第三产业的技术进步也必须以工业的技术创新和运用为基础。现代农业实质上就是以工业化为基础对科技的大规模运用。

　　此外，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体是实体产业，主要是制造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即使是服务业中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必须以先进制造业为基础和技术条件。所以，中国要想形成新的产业门类和发展未来的支柱产业与主导产业，就必须依赖于先进制造业的更大发展。

　　发展制造业的关键是精致化

　　《中国经营报》：在新形势下，对于制造业企业挑战有哪些？

　　金碚：近几年来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是各类要素价格在上升，环境保护的标准大幅提高；二是国际金融危机后，外需增长将长期低迷。所以，以往“血拼”式的发展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制造业企业自身的竞争力源泉必须也必然发生重大变化，将越来越依靠来自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是技术创新，将高新技术植入制造业，以及工业和信息化的融合；第二是企业管理制度改进，管理效率的提升，并且不断优化管理理念和更新商业模式；第三是综合运作生产要素，即更有效地利用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资源，形成更长产业链上的集团化经营能力。而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制造业精致化的扎实基础之上，这种精致化特质必须渗透到价值理念的基因之中，而且要在本土文化土壤中获得活化的生命力。因此，工业化的本质不只是物质生产，更是文明进程。

　　中国制造业尽管规模已经十分庞大，但整体素质还不高，企业的自主知识产权缺乏，大多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更重要的是，即使处于中低端，其精致化程度也不高，大多比较粗放，中国制造业在把产品做精做细以及与此相关的管理方面同优秀的制造业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远远没有形成成熟的现代工业文明的素质。可以说，中国制造业的生产规模和扩张速度掩盖了其内在弱点，所以，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在于要把制造业做精致、做扎实，在此基础上做高端。而所有的技术创新也必须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才可能形成长久可持续的竞争力。

　　《中国经营报》：在未来，企业回归和专注主业是不是提升企业竞争力的一个关键？

　　金碚：现在，中国企业要调整自己的战略，寻找自己更专注的发展方向。因为中国在金融膨胀时，对于企业的诱惑很多，我们很多的企业家都变成投资家了。但是，企业家和投资家是有分工的，要么做投资家，要么做企业家。当然企业真正做大、做成功以后，也可兼着做投资。但是现在中国特别需要企业家，要有企业家精神，要有工匠精神，要专注于实体产业的精致化、高端化发展。

　　中国企业家在文化传统方面总体上很缺这种精神，不仅高技术产业弱，很多中低端的产品也一样竞争不过人家。大家认为我们飞机造不过发达国家，其实，螺丝钉、金属件也造不过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德国的工艺水平是最高的，即使是法国、意大利的许多产业所达到的工艺和技术水平也不是我们在短期内就可以达到的。创新不是见异思迁，相反，创新应是执著的进取，达到世界产业高地的制高点。在产业大洗牌的过程中找到你所专注的发展领域，中国需要这样的企业家，而不一定是大企业、大规模。德国、日本真正的产业竞争力基础实际上是那些占据着产业高地的众多中小企业（即“隐形冠军”）。中国的情况却不是这样，“中小企业”似乎就是“落后”的代名词。而人家的小企业许多是传承几代的家族企业，多少年就专注做这一种东西，精益求精。可惜中国企业非常缺乏这样的专注精神。

　　《中国经营报》：德国的工业和制造业传统非常悠久，形成了制造业文明，很多企业致力于把本产业产品做精做专，这给中国制造业有什么启示？

　　金碚：从全球来看，在这么大的金融危机冲击下，德国还表现那么平稳，就是因为德国实体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基础很扎实。目前中国还没有形成真正有本土特色的先进制造业文明。

　　在不同的制造业文化背景下，德国和中国的工业企业的观念是有很大差异的。德国员工比较坚守自己的职业理想，就是想当个工程师，想当个优秀蓝领，把产品做到最好，并以此为豪；但中国员工往往考虑更多现实的东西，如收入和职位。这也与各国的教育体制不一样有关，中国的大学远远比德国要多，但受高等教育后愿意从事实业生产的人数比例远远低于德国。中国大学生毕业后希望收入更高，到政府部门、大企业从事管理岗位；但德国有大量高质量的职业高校，学生毕业后愿意从事技术和制造行业。

　　政府要建立一个公平透明的政策环境

　　《中国经营报》：不过当前，我国实体经济存在着令人担忧的窘境：从事实体经济的企业和人们都认为做实业越来越难。产业间巨大的比较利益差距使人才和资金的流动倾向于选择更具赢利性的虚拟经济投资，如何看待和解决这一问题？

　　金碚：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与我国改革开放选择的路径相关。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渐进式的，中国的发展道路是级差式的，因而长期存在差别化的体制和政策环境。在这样的体制环境中，工业发展多年来实行“血拼”式的竞争方式，在取得了令世界惊叹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在这一过程中，工业领域遇到的很多矛盾与困难，大部分是因其他方面的改革滞后和不配套引起的，这反过来又成为深化工业改革的障碍。

　　从长远看，中国必须适时实现从渐进式改革开放向全面配套改革开放的转变。特别是要尽快改变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工业“单兵突进”，而其他领域滞后的局面，当前需要同步加快各领域的改革开放，尤其是要消除影响实体经济发展的各种壁垒，尽快形成金融财税体系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从一定意义上说，当前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主要是体制机制问题，只有建立有利于资源均衡配置的体制机制，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才有希望。

　　《中国经营报》：目前中国制造业面临成本上升、需求回落的困难环境，在这个时期，出台一系列政策应该注意什么？

　　金碚：真正能够度过这个时期的肯定是那些有创新能力的企业。政府最重要的是要给企业一个稳定、透明的经营环境，企业也要积极地调整自己，去适应新的形势。虽然现在企业创新环境不是很好，但中国民营企业的适应性是比较强的。对企业的扶持是次要的，公平的竞争、稳定的环境及普遍地降低企业的成本更为重要。优惠政策是只可能给大企业，不可能给为数众多的小企业，因为，如果中小企业都能得到优惠，也就不称其为“优惠政策”了。所以，未来政策取向不应是优惠和特殊，而应转向普遍地改善环境、普遍地减轻税负的公平政策取向。

　　所以说，鼓励政策特别是财政补贴等，必须考虑到对市场竞争秩序和各类企业市场竞争公平性的影响。尤其要防止不适当的差别性政策导致企业行为的异化，即诱使企业将主要精力和着力点放在获取优惠待遇和政府补贴上，而不是真正放在努力实现具有前途的实质性技术创新上。

　　当然，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政策总是会有一定的差别性，差别性往往具有歧视性，歧视性可能导致企业行为的扭曲，这是难以避免的政策代价，所以，政府应该尽可能做到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的科学性、协调性和公平性。

　　由于大部分企业很清楚，中国的政策不是普惠性的，而公关投入可以获得较好的优惠政策。所以中国企业公关能力很强，特别是对政府的公关能力超强，而创新能力很弱。企业认为创新不如公关，公关是现成的，陪掌握优惠政策和国家资源的领导吃饭比专心长期去做技术对企业发展更有利。显然，这样的政策扶持很不利于创新，而是把经营者的行为带偏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中国的企业老总们有几个是像比尔·盖茨、乔布斯那样将大部分精力放在考虑产品技术，专注创新上的？几乎没有，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搞公关，跑政府部门了。如果我们鼓励技术创新的体制机制是诱使或者迫使企业的精力都用于追求优惠政策的话，那对于激励技术创新真是南辕北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