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尔·弗格森（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

　　 从基辛格第一次访华到现在，世界改变了很多。但在美国外交政策中至少有两样事没有变：一是经基辛格之手从20多年的寒冰中解冻的美中关系，二是基辛格本人——从肯尼迪到奥巴马，历任美国总统均正式、非正式地咨询过他。基辛格的新书《关于中国》让人们明白，为何美国的领导人依然想借助于他的智慧。5月就满88岁的基辛格依然是无与伦比的战略思想家。

　　 美国对中国开放的故事，基辛格以前曾经讲过：他和尼克松如何认识到中国可能成为一支对苏联形成战略制衡的力量；他如何在巴基斯坦谎称生病而秘密飞到中国；他与中国总理周恩来如何为尼克松的正式访问拟定了外交基础（《上海联合公报》）。其结果正如他所说，一个以遏制苏联为初衷、最后却熬过了冷战时代的“准联盟”形成了。

　　 但在这本书中，基辛格得以借助最近的研究，在上述故事中加入了中国方面的故事。美国对中国的开放同时也是中国对美国的开放，而促成中国开放的因素主要源于毛泽东对被包围形势的担忧。“想想，我们的北面和西面是苏联，南面是印度，东面是日本，如果敌人联合起来，从东西南北进攻中国，我们应该怎么办？”1969年的一天，毛泽东对他的医生说。这个医生回答不上来。毛泽东说：“再想想，日本的那边是美国。我们的祖先不是说，‘远交近攻’吗？”正是为了研究美国这个选择，毛泽东召回了被下放的四位陆军元帅。当时，苏联和中国军队已经在乌苏里江地区发生冲突。1970年10月，毛泽东命令中国高层领导人撤离北京，并要求人民解放军保持“一级战备状态”。彼时改善中美关系对于中国利益攸关——其重要性比之于美国要大。

　　 当基辛格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时候，美国经济规模差不多是中国的5倍。40年后，在毛泽东的继任者邓小平发动的工业改革的推动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到有可能在十年内超过美国。这是苏联遥不可及的。并且，中国现在是美国国债最大的海外持有国，这些债券是中国3万亿美元巨额外汇储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将如何使用这些新掌握的经济影响力，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没有几个美国人比基辛格更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同中国四代领导人打过交道。

　　 《关于中国》最深刻的见解是心理方面的。它涉及中国精英和美国精英之间根本的文化差别，前者可以从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寻找启发，后者能参考的历史只有两百多年。在基辛格看来，用制裁来回敬中国是相当幼稚的：“对于一个两千年来融汇了不同理念的古老文明，西方的人权、个人自由观念或许不能直接照搬。中国人在传统上对政治动荡的恐惧也不应被当做是过时且无关紧要的，也不是只要通过西方启蒙思想‘修正’就行了。”

　　 正如中国第一位能讲英语的领导人江泽民在1991年对基辛格所说：“我们从来不屈服于压力。这是一种哲学原则。”

　　 基辛格接下来的这段观察，不仅美国的外交家应该仔细咀嚼，美国的商人也应该在去北京前对其认真品味：“中国谈判家利用外交将政治、军事和心理因素集合成一个整体的战略设计。”相比之下，美国的外交“整体上倾向于‘灵活’；它感觉必须用新的提议打破僵局——无意中又制造出了新僵局，又因此衍生出新的提案”。基辛格暗示，美国人可以从中国人那里学到一些东西，特别是《孙子兵法》中“势”的概念，意为全局战略形势的“势能”。美国人倾向于制定包含十个不同内容的议程，并分别处理这些问题，中国则把这些问题视为一盘棋。美国总是急于求成，中国人则重视耐心；正如毛泽东曾对基辛格所说的，他们以千年为单位计算时间。

　　 这些根本上的文化差异可能在未来加剧美中之间的冲突，基辛格警告：“当中国先发制人的观点遭遇西方的威慑概念时，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在中国语境下的防御行动，可能会被外部世界当做挑衅；西方认为的威慑举动，可能会被中国解读为合围。冷战期间，美中一直围绕这个怪圈斗智斗勇；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现在还没有找到解决这一点的办法。”

　　 美中会再次交恶吗？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尽管如此，基辛格仍充满希望地认为，冷静的头脑最终会在北京占上风。基辛格建议，美国不要“在遏制中国的基础上处理亚洲事务，或者纠集一些民主国家挑起意识形态讨伐”，而应该做得更高明，与中国合作建立一个新的“太平洋共同体”。

　　 四十年前，理查德·尼克松比其他多数人更早地领会到了中国的巨大潜力。他沉思：“你可以停下来想想，如果这片大陆的控制权掌握在能提供体面的政府系统的人手中会怎么样？我的上帝……世界上任何势力都将无法与之匹敌。我是说，让8亿中国人在一个体面的体系下工作……他们必将成为世界的领导者。”这个预言正在我们的时代被实现。事实上，迄今为止，中国的崛起对于美国一直是福不是祸，这在很大程度上多亏了基辛格。

　　兰晓萌编译自《新闻周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