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崛起之后的中国将会怎样？中国将以何种角色与这个世界相处？

　　安邦咨询首席研究员陈功认为，从中国自身发展和世界的感受来看，中国的确应该清楚地展示未来的发展期望和战略定位。在陈功看来，这个定位应该是“温和的巨人”，这也应该是中国面对世界的基本态度。

　　所谓“巨人”，指的是实力和影响力，包括经济、军事、文化、技术等多个方面；“温和”则指的是态度，包括对别国的态度，对人民的态度，对使用权力的态度，对财富分配的态度，对环境的态度。中国成为“巨人”的可能性是最不用担心的，只是迟早的问题，但“温和”则需要中国付出努力才能达到，这需要中国的领导者和中国的机制，能够真正地接受“温和”，能够限制成为“巨人”后常常出现的肆意使用权力的冲动。

　　陈功强调，应该意识到，现在时代变了，在一个高度全球化、注重知识和信息分享的时代，中国的财富积累脱离不了世界，只靠强悍无法获得财富，反而会让你远离财富。对于全球财富而言，分享才是硬道理！时代告诉我们，中国的富裕必须建立在对世界生产秩序尊重的基础上，强悍与好战，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与人为敌，不如与人为善，温和给我们带来的东西，强悍和好战无法获得。所以未来的中国，必须是一个温和的国家，这样的中国，它的强大才不会是个威胁，才不会成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与你战斗的对象。

　　从红利上缴情况看，“国企”已经不再是国企

　　据财政部数据，全国国企2010年实现利润19870.6亿元，同比增长了37.9%，但只拿出5%左右上缴红利。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介绍：“按照国际惯例，上市公司股东分红比例为税后可分配利润的30%-40%之间，国有资本向国家上缴盈利普遍高于这个水平，较好的企业上缴盈利相当于其税后利润的70%至80%”。除了上缴比例过低，国企红利“体内循环”。2008、2009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1553亿元，主要用在国企重组补助等方面。而2007、2008两年，国企红利调入公共财政预算，用于民生支出只有10亿元。“40多万亿元国产资产变成一部分人的利益分配，这是不合适的！”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说。

　　蒙古国给全民分红的启示

　　腾讯网综合报道：近日，来自蒙古的一则新闻引起了广泛关注。蒙古国政府3月31日决定，近280万蒙古国公民每人将分得该国塔本陶勒盖煤矿536股股票红利。这是蒙政府首次以股份形式向全体公民分红。实际上，蒙古已经多次全民分红了。2010年，蒙古国政府决定用2年时间以现金和非现金方式向每位公民发放150万图格里克(1元人民币约合180图格里克)的福利，履行让国家矿产资源的收益惠及每个公民的承诺。

　　本次向全民派发的是全蒙第一大煤矿的优质股票。根据资料显示，该矿的股权未来会被分为四部分，30%卖给海外，10%卖给国内，10%用于全民免费分红，而蒙古政府会持有剩下的50%的股份。蒙古政府还有一个宏大计划：要效仿美国阿拉斯加永久基金和挪威主权投资基金，用亚洲最大铜金矿的收益成立一个主权投资基金。这个由外国公司主导开采的矿产，预计在未来50年会上缴300亿美元的税款，其部分收益将分配给国民，以消除贫困。有分析认为，蒙古会成为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矿业和农业占了蒙古国GDP组成的半壁江山，但是蒙古政府认为，矿业繁荣，会导致其他产业发展缓慢。而通过主权基金，将矿业收益用来发展工业、服务外包业、教育、科技，这会有益于经济转型。同时，这些投资的收益还能用来对本国居民分红。

　　近几年，有不少专家都提出应将已经积累得很庞大的国有资产拿出一部分通过某种方式分配给国民。如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曾提出，国企的股票应该分给老百姓。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早在2006年就提出成立“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按他的设想，这将由166家中央国企的利润的50%作为本金组建，再将基金投资收益的50%作为社会分红发给每个公民个人。而经济学家陈志武也曾撰文表示，“国富”之后变“民富”的一个有效途径就是把现有的大部分国有资产注入一个国民权益基金，把原来“全民所有制”理想中还没到位的、虚的“全民所有”具体落实到每个公民身上，最好是允许国民权益基金股份自由交易。这些建议引起了社会的共鸣，但国资委负责人对此的回应却是国企资产好比“老百姓的储蓄”，国家想用的时候才可以用，言下之意似乎是现在还“不是时候”。蒙古国领导人却认为现在已经到了时候，他们所实施的“国民分红”让我们很羡慕。毫无疑问，上述建议和措施的性质绝对属于“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

　　要重视保障房的分配问题

　　《经济观察报》日前刊登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员薛兆丰的的文章，文章认为，大规模保障房只会提高真实房价。文章说，数量达到千万套规模的保障房政策，经不起简单的推敲。不错，保障房的名义售价，可以按官员的意愿随意设定。但是，它们的实际成本和市价，却是由经济规律所决定、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首先，地价的高低，就是由市场供需来决定的。官员可以恣意在市中心建一批保障房，但需求者之间对住房地段的竞争，就会把这批保障房的地价部分推高到市场拍卖的水平。当政府忽然成为千万套保障房的大房东，而住房并非完全按货币为分配标准时，供应方(官员)的贪污腐败，需求方(住房申请人)的弄虚作假，就必然乘虚而入。其次，政府笨拙的规划设计和施工管理，又会把住房服务所产生的成本推高，以致超过民营机构的运作成本。政府官员不可能像商人那样精打细算。保障房本身就是低价礼物，官员不担心住户用脚投票。做工马虎、配套不全、“低保房”变成 “低质房”、“民心工程”变成“伤心工程”之类的消息，大家都时有所闻。再有，由于缺乏充分产权，住户也缺乏应有的积极性去善用、维护和转让住房。住户何时能买断，何时能出租，何时能出让，这些细则决定了用户对房屋的产权，也从而影响了房屋的利用价值。低价保障房不可能是免费午餐，问题只是大家到什么时候才看清楚它的全部成本。要缓解房价的上涨压力，最好的办法还是政府首先放开土地使用和交易的限制，撤销对土地统购统销的角色，解除无济于事的限价和限量政策，从卖地收入中拨出专款以住房补贴的形式发放给被认定为应该得到补贴的人群，然后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让地产商人、房屋中介和私人业主，向需求者们——包括领取补贴者们——争相提供不同档次的综合住房服务。

　　著名地产界“意见领袖”、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日前亦认为，目前进行中的3600万套保障房建设，如果事先没有设计好合理的分配规则，将会留下很大的后遗症。他估计两年后此轮保障房建设所带来的问题将会暴露出来，并且会暴露得非常严重。

　　压缩“其他开支”方能力保民生

　　财识网报道，3月25日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主办的“十二五”规划研讨会上，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表示，未来五年到十年，收入差距还将进一步扩大。 对于“十二五”期间居民收入持续增长以及收入差距调控目标的实现，与会学者表示担忧。有学者建议增加财政投入，在再分配领域的财政转移支付、民生投入等方面下更大功夫。而鉴于政府支出压缩的空间有限，学者一致建议，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才是根本之途，当中包括打破资源垄断、推进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改革等。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魏杰直言：“根本的一点，应该从政府主导的增长方式转为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增长方式；如果政府还是对资源形成过多的干预和控制，居民收入就很难提高。”在居民收入另一端，和居民收入此消彼长的政府收入、资本收入却一直不见下降。亚洲开发银行行长黑田东彦表示，中国基尼系数从70年代的0.16增长到了2009年的0.48，基本上达到了世界较高水平。如果不解决这些不平等问题的话，这将会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潜力，会抑制消费，尤其会抑制贫困地区的发展，导致社会的不公。因此，收入分配的政策以及社会的保障必须得进一步地加强，来限制这种不平等的进一步恶化，这对于中国可持续的长远的发展至关重要。魏杰指出，目前我们用于与民生直接相关的教育、医疗和社保三项重要支出占比还太少，“在英美国家，这三项支出一般占到总财政支出的60%以上，而我们是27%。”

　　中国忙于调控疏于改革

　　一篇来自安邦咨询的文章提出：2008年之前是搞宏观调控，如控制经济过热，压缩过剩产能，2008年以来是应对金融危机、搞强刺激，2010年又转了个大弯，开始逐步紧缩，搞房地产调控。说白了，中国一直忙于应对经济波动，忽略了制度改革和市场体系建设，改革放缓甚至停滞。比如政府越来越大，权力和资源越来越集中；市场化不进反退，国企垄断强化；政府虽然拿出更多钱来解决民生问题，但各种利益冲突日益增多，造成问题的机制和根源基本未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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