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离不开铁公基

　　张曙光

　　近日，人们对经济下行的趋势越来越担忧，６月８日降息表明，“信贷开闸，投资放量”是应对政策的首选。5月底国家发改委一日审批三个钢铁项目，投资总额超千亿元。铁路方面已经获得二万亿的授信，开工项目进度随之加快。广东湛江市长亲吻获批的钢铁项目文件成为经典一刻。尽管许多人士对重拾刺激经济增长的老路数持批评态度，但这似乎无法阻止“铁公基”重回前台的步伐。

　　中国近些年经济发展似乎已经患上了投资依赖症。每一遇经济波动，“铁公基”必是第一个祭出来的法宝。如果说中国还处在制造能力和基础设施不足时期还情有可原，但现时情况并非如此。中国粗钢产能超过7亿吨，约四分之一的产量需要国际市场消化。今年前两个月钢铁行业出现了全行业的亏损；水泥产能达27亿吨，而国内市场只能消化约17亿吨；传统煤化工产能过剩30%左右；即使是所谓新兴产业如多晶硅、风电设备等也早已经成为公认的产能过剩行业。遍观国内市场，基本上只有需求不足，绝少有供给不足。基础设施建设经过近十多年的大规模投资，也显现出超越市场需求的迹象。在西北及西南地区的一些高速公路因车流量不足，被人们戏称为“晒谷场”。通信光缆利用率只有三分之一左右，而大量刚建几年就推倒重来的场馆建设更是引起社会上广泛非议。这种越过剩越建设的行为已经很难用市场规律来解释。

　　回顾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历程，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这条主线之外，总有若隐若现的利益博弈附着其中。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有人利用双轨制将计划内指标转为计划外指标大获其利；九十年代是倒卖进出口批文和利用国有企业转制发横财；而近十几年来，则是利用大规模投资建设项目中的规划、审批、放贷、项目的承包、分包、转包、采购等环节谋利。

　　不久前，山东省德州市民政局原局长刘治温因贪污受贿164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他在法庭上大喊其冤。因其涉案的社会福利中心工程投资额达2.4亿元，而刘的受贿额只有164万元。他辩解称：如果按行内的潜规则，他早发了。他只占了点小便宜。无意间，刘某捅出了“铁公基”的潜规则。据了解，国内目前各类建设项目打通各个环节的“潜规则”，是用项目总额的10%至30%的比例搞定关键人物。以此看刘某的受贿额与其负责的工程项目确实不成比例。但他的“喊冤”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患上投资依赖症的核心问题。

　　上个世纪末中国政府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开始了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其本意是通过政府投资带动民间投资，通过房地产开发及基础设施建设，带动相关的产业链条，以增加就业岗位，增加职工收入，最终增加社会消费需求，从而盘活整个经济。但在这一过程，由于相应的配套改革措施滞后，行政部门掌握了过多的资源和权力使这一过程产生了变异。一是腐败的滋生，二是加重两级分化，三是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目前揭露出来的官员腐败案件，大多与各种房地产开发及基础项目有关。而收入差距分化而使得社会消费畸型发展，高端消费异常发达，而普通消费不足。而政府为经济转型升级所做的种种努力，在执行过程中均被转化为各种与房地产相关的项目。如要发展软件产业则变成软件园，发展文化产业则变成文化园，发展创意产业则变成创意园。而与真正要实现的转型升级相去甚远。

　　在这种逻辑下，利益相关方形成了共同体。有项目才能有投资，有投资才能有信贷。权力需要与资本对接才能变现，泡沫需要泡沫来维持。造成的假象是只有加大投资才能有经济增长。但反观中国30年经济过程，并非只有投资才能拉动经济增长。改革初期，中国投资率从1978年的38.2%到1984年的34.5%，是下降的。但这7年间经济增长平均也达到了9.52%。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消费品升级换代，从“老三样”到“新三样”是典型的消费需求拉动。

　　其实，早在“七五”期间，党中央就提出“坚持把提高经济效益，特别是提高产品质量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上来，正确处理好质量和数量、效益和速度的关系”。《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认为，国内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之一就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转变，经济结构不够合理，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进而提出，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更明确强调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性。但实际情况是，近年来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不断走低。“十五”期间，中国单位GDP能耗和资源消耗是上升的，资源、环境压力更加突出。

　　显然，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之难并不是难在认识上，依附于“铁公基”上的利益群体是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最大的羁绊。这个问题不解决，恐怕“转变”还只是一相情愿而已。

　　作者为《中国经营报》副总编辑